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這部金棕櫚獲獎片扯掉了所有人類的遮羞布！對於乞討人人都想說不
抓狂美術館影評
電影應當考慮的不是符合歷史現實的真實性，而是高於現實的戲劇性。
如果電影等同於現實那是乏味的，因為作為觀眾的我們每天都是參與社會性表演的一名演員，沉迷其中，自我麻醉，相互欺瞞，主動旁觀。
可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就是那種不斷「冒大不韙」的提供清新劑的人，他從《銀行事件》《遊戲》和令他聲名大噪的《遊客》一路走來，在逆行中扮演著一位「自省」的智者，承受著來自大多數社會人的憤怒唾罵。
因為他的影片太「真實」，逼真到讓人毫無躲藏，故事形成了一道強光，照亮了黑暗中的角落，讓觀眾無處躲藏，尷尬而焦慮。
彷彿一個戴著面具正在做壞事兒人，突然被人拉下了面具，影片放大了那片刻的震驚和不安，定格了滿臉悔恨和企圖逃避的面容。
在魯本·奧斯特倫德的影片面前，觀眾以為會作為遊客，參與一場你情我願的做夢遊戲，可看完全片後，你發現上當受騙，原來他拍的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 故事。
魯本·奧斯特倫德的新片，
《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又名《自由廣場》再次為觀眾們送上了一次「自我關照」的機會，他打開的不是一扇窗，而是搬來了一面巨大的，360度無死角的明鏡。
電影不需求答案，只提出問題！
《抓狂美術館》展示了這樣一個道德困境，所謂的自由，平權，關愛，權利共享其實只能很小的特定時間和空間中才能達成，需要社會人之間相互的配合，表演，欺騙，一旦這些看似無比合理的「詞語」超越了特定的範圍就會失效，甚至帶來反作用。
可怕的是，就連那些口口聲聲倡導這些理念的人，也會在「舞台」之外做出違背社會價值，有利於自我「需求」的不公正行為。
影片中不斷出現的上流人士，社會精英，藝術家們，白人乞丐，移民小孩，美國記者在各個方面為我們切割了現實，抖落了大家不願直視的真相。
這次魯本·奧斯特倫德拿藝術品開刀，把人類引以為傲的人類文化結晶作為反射現實的一面鏡子，
把藝術不斷拉向世俗，把英雄打回小人，把文明退化為叢林，這是《抓狂美術館》最為令人不適和大膽的地方。
影片開篇就通過主人公的一次採訪透露出了主題，藝術館館長克里斯蒂安正在接受美國女記者的採訪。
他希望這個叫做「抓狂美術館」的展覽能提出一個現實問題，
是否在藝術館的物品才能變成藝術品，如果把女記者的皮包放在藝術館裡展覽，它是否就真的具有藝術價值，成為了一件藝術品。
這個簡短的開篇，迅猛而直接，它很快將「舞台」，「場域」的概念悄然引出。
這是一個有關存在和價值的駁論，
是物品提供了價值，還是物品通過特定的空間和時間為自己提供了價值；
究竟是藝術品讓藝術館成為了藝術，還是藝術館讓藝術品具有了藝術性？
《抓狂美術館》借用藝術階層的各種文本打通了通往現實的路徑。
展覽品抓狂美術館有著這樣的解釋，
「The Square是信任和關心的一處聖地。在其中我們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那在抓狂美術館之外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還能行之有效嗎？
《抓狂美術館》給出的答案是：值得商榷，希望渺茫！
來，老規矩，還是先捋故事。
《抓狂美術館》以藝術館館長克里斯蒂安為人物主線展開了劇情。
他正在執行有關「抓狂美術館」的藝術展覽宣傳。
廣場中間的英雄雕像被調離拆除一般給「抓狂美術館」留出空間，在位移的過程中，英雄雕塑斷了頭顱，狠狠地砸向了地面，圍觀的人們好好大笑，不以為然。
《抓狂美術館》的文本信息量極大，每一個場景都有多層意思。
比如這場戲，看似是拆除雕像的普通場景， 其實隱喻極為豐富。
把象徵個人英雄主義崇拜的雕像換成了平權象徵的抓狂美術館，
而轉換的過程中，雕塑被毀，
預示著劇情即將起波瀾，主人公克里斯蒂安的展覽和經歷就和被損壞的雕像一樣將面臨挫折和困難。
雕塑和抓狂美術館隱喻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內在衝突，克里斯蒂安是這種衝突的人物表徵，外在壓力很快會紛沓而至。
簡單的一幕，建立的影片基調，藝術文本作為全片重要的元素，隨後影片會出現多個藝術品和現實劇情上的互文交錯以揭露解剖主題和人物真實內心。
故事的干擾事件極為有趣和切題。
克里斯蒂安在大街上意外幫助了一位收到恐嚇的女士，他並不是第一個站出來的人，而是在另外男子的求助下，兩人合力驅趕走了瘋狂的男人。
事後，兩人即興奮又驕傲。因為整個大街上，只有他們兩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分別後，克里斯蒂安突然發現，自己的錢包、手機、家傳袖口都被扒走了，剛才的那場「救援」可能是一場驚喜設計的偷盜表演，克里斯蒂安獻出了勇氣和愛心，可最終成全了一場「願者上鉤」的欺騙遊戲。
找回手機和錢包就此成為劇情的推動力和戲劇性衝突。
為了找回手機，克里斯蒂安在下屬提議下，通過手機定位找到了位置，可因為誤差，他只能給整棟大樓，每家每戶投放索要信件。
衝突由此而起，貫穿全片。
手機第二天被送回，但卻引發了更多失控的事件。
心滿意足的克里斯蒂安在夜店狂歡慶祝，由此和採訪他的女主角發生了一夜情，並且陷入了非常奇怪的關係中；
無辜的移民小孩因為他的信被父母斥責為小偷，一定要找克里斯蒂安要個說法；
下屬由於提出了這個結局方案，而沒有陪同克里斯蒂安去投信而失去了信任，同時也受到了事件的影響；
衝突的最高級是「抓狂美術館炸死乞丐白人小孩」視頻的病毒式傳播。由於克里斯蒂安被各種瑣事纏繞，導致他沒有親自審查為宣傳抓狂美術館的視頻，在他默許下，兩位異想天開的傳播者拍攝出了「炸死乞丐小孩」的視頻，
藝術館和克里斯蒂安遭受了來自社會的強烈指責。
克里斯蒂安為此只能宣布引咎辭職。
《抓狂美術館》的故事主線不算複雜，
開端，中間，結尾，結構明晰，各種波折和逆轉使得情節更加豐滿，讓故事充滿曲折、波瀾起伏、包含複雜，懸念迭生。
《抓狂美術館》優秀的地方是在簡單的主線故事上，不斷添加著各種層次豐富的象徵物來擴展意義空間。
首先是乞丐的多次出現。
片中先後出現了白人乞丐，移民乞丐，金髮小孩乞丐。
面對白人乞丐，片中人物是冷漠的。
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在便利店遇見移民乞丐，給她買了食物，但觀眾明顯會被乞丐的態度說激怒，傲慢，覺得理所當然的表現令克里斯蒂安的施舍變得毫無意義。
克里斯蒂安買了食物，但是讓她自己挑去裡面的洋蔥，表現出了不滿，而乞丐得到了食物依然罵罵咧咧。
第二次，在找回錢包後，克里斯蒂安為了彌補自己不安的內心，用恐嚇的方式騷擾了罪犯之外的平通居民的愧疚感，把錢包你的錢又給了那位移民乞丐。
這次，乞丐畢恭畢敬，連聲道謝。
所以，對於乞丐，我們是否有著「過度幫助」的嫌疑。社會要求我們相處愛心和關愛，用先富帶動後富，把貧窮的原因和後果變成通過勞動而富裕起來的人群的原罪和責任，這真的合適且恰當嗎？
那家便利店其實就是一個「抓狂美術館」，第一次在裡面，第二次在外面，平權關愛的理念有著不同的解讀空間。
最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件還是拿處「炸死白人小孩」視頻，視頻中白人乞丐是金髮小孩，作為喚起關注和同情心，這段視頻可能是正確的，但在人性和政治性上，這個視頻絕對令人難以容忍。
所以在藝術館這個抓狂美術館之外，視頻引發了軒然大波，口誅筆伐。
接著，大猩猩的出現可謂全片的神來之筆！
克里斯蒂安和女記者一夜情時，其家中出現了一隻大猩猩，它無聊的看著書，而克里斯蒂安和女記者卻在床上宣洩著動物性的原始慾望。
事後，兩人因為誰丟套套還引發了非常尷尬的欺騙和責問。
影片高潮是一段長達十多分鐘的恐嚇！！！
藝術館中，那位扮演猩猩的演員來到了滿屋子是上流人士的藝術大廳。這場表演為了再現原始叢林法則。
扮演猩猩的演員慢慢作弄，挑逗，激發著上流人士們的情緒。
這些哲學家，藝術家，商人，從看表演到被受到驚嚇，從開口大笑，沉默不語，到最後的憤怒撕扯，我們看到了人性和文明的旁落。
滿屋子的男人女人，面對大猩猩演員的挑釁，居然統統避開視線，害怕成為受害者，遭受羞辱。
文明居然在一頭人形「野獸」面前頓然失效。
一直到，演員公然要在大廳侵犯一位年輕女性時，才有男性反應過來，憤然上前，用暴力終止了一切。
第一段可謂《抓狂美術館》最為明目張膽藐視社會，看低文明，譏諷人性的一幕。
正如藝術品「抓狂美術館」試圖揭示的那樣，
「旁觀者效應」會極大地考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與當代藝術的話語一樣，政治正確同樣是一種基於「旁觀者效應」而導致沒有人敢於說真話的狀態。
從對待乞丐到對待這位猩猩演員，人們選擇了冷漠，疏離，沉默，認同，以旁觀者的身份保全自己，躲在政治正確和撇開關係的安全角落裡，不敢發聲，不願交流，甘願從眾。
可就算我們提供幫助，又會面臨這樣一個道德困境，比如克里斯蒂安因為被盜錢包而引發的自我危機。
通過劇情發展，我們看到了克里斯蒂安的人物轉變，這個開著綠色特斯拉汽車，倡導文明、平等的上流人士因為壓力逐漸被打回原型，甚至變得有點面目可憎，為了自保還要威脅小孩。
在社會的抓狂美術館之外，克里斯蒂安的文明和道德層面不斷失語，最終甚至用手中的權力羞辱前來討要身份的女主角，以成年人姿態威脅被他陷害的小孩。
克里斯蒂安一直在旁觀者和參與者的身份中掙扎，在投信時，他是參與者，而當遭受威脅時，他有希望變成旁觀者。
在整個故事中，不斷有盤觀者和親歷者出現，從大街上，到藝術館，甚至是家中，就連克里斯蒂安的兩個女兒都是。
兩個女兒也成為旁觀者，親眼目睹了父親威脅小孩的一幕。
《抓狂美術館》為觀眾提供了這些挑逗、誘惑的電影情節的發展，以此刨開人物的表面偽飾，進一步揭開了他們全新的性格層次。
我們不僅不覺得和這些偽善可怕的人物不同，相反還覺得和他們如此相似。
《抓狂美術館》呈現出來的人物，讓觀眾陷入兩難，因為片中即使最骯髒的小人也值得同情，通過克里斯蒂安這個人物，觀眾通過劇情發展閉合了主題，同時關照到了現實和自己。
《抓狂美術館》是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經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理論的藝術化呈現。
戈夫曼認為，個體的行為會給他人形成有關自我的一套形象，他人會根據這套形象判定這個人，同時與他做出相關的互動行為。
他頗具透視力的提出：」我們人性的自我與我們社會化了的自我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個人作為一個生活的表演者，為了不讓觀眾失望，就必須隱藏真實的主我，而表現出觀眾所期望的理想化、社會化自我。
所以，自我是情景定義的產物。自我與這個舞台（抓狂美術館）有巨大的關係。
為此，他提出了前台後後台的不同區域劃分。
前台是表演的區域，同時前台是先在的，是當前社會化的一種集中體現，表演者必須按照前台的規定進行自我表演，自我必須偽裝。
抓狂美術館之中，舞台之上每一個人既是自我，又是他人，他們時刻都在表演，都在社會化的壓力法則下，表演著理想化的、社會化的角色。
所以，藝術品和藝術館，
人性法則和社會場域，
人類行為和抓狂美術館內外，都具有了模稜兩可的辯證關係。
這個「抓狂美術館」實在可以指涉太多東西，面對同一個人物或者事件，在「抓狂美術館」內外，同一個人可能會做出完全不同的行為。
《抓狂美術館》對這樣的道德困境和人性抉擇是毫無信心的。
在劇情大低潮之後，全面退敗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在垃圾堆中尋找到了小男孩留下的聯繫方式，他在一片汙穢中完成了自我救贖。
可人物在「覺悟」之後，當女兒們也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想一同和父親去找被其誣陷的小男孩時，卻再次遇到了一位冷漠的旁觀者。
男孩的鄰居表示無法提供幫助，並且認為他們肯定無法找到小男孩。
希望道歉，獲得原諒的克里斯蒂安只能落寞的離開。
在汽車上，兩個女兒看出了父親寫在臉上的失望。
看吧，即使你變成了參與者，但社會中一個旁觀者，就可能把你拋到「抓狂美術館」之外，
讓所謂的自由，平權，關愛，權利共享變成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寓意龐大的《抓狂美術館》為各種解讀提供了空間和空隙，胖哥個人是喜歡這樣的影片的，但同時《抓狂美術館》有著狀文本過載的負面狀態，
讓它「更像是一次統合人類行為的瘋狂實驗，因為奧斯特倫德幾乎為每一個場景分離出兩到三層含義，這就讓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難以想象的龐大，甚至有一種過度填鴨的感覺。
移民，有色人種，少數群體，權利和義務，權力和身份，人性和獸性，文明與野蠻都在「抓狂美術館」內外獲得了多重解讀的可能。
評委會主席阿爾莫多瓦稱讚這部影片「著眼於政治正確的獨裁性，並提供了許多例證」，
這樣的表現方式，讓《抓狂美術館》有著一定的觀影要求，但其刺穿現實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因為，《抓狂美術館》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少有的觀影體驗：
一旦結尾到來，一旦故事結束，燈光亮起，觀眾放棄了自我的驕傲，變得謙卑，感到自己是一個可憐的罪人。
電影喚醒了他們的人性，在其內心深處製造出一種感覺，
剛才熒幕上放映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主角不是他人，是我們自己。
如果電影等同於現實那是乏味的，因為作為觀眾的我們每天都是參與社會性表演的一名演員，沉迷其中，自我麻醉，相互欺瞞，主動旁觀。
可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就是那種不斷「冒大不韙」的提供清新劑的人，他從《銀行事件》《遊戲》和令他聲名大噪的《遊客》一路走來，在逆行中扮演著一位「自省」的智者，承受著來自大多數社會人的憤怒唾罵。
因為他的影片太「真實」，逼真到讓人毫無躲藏，故事形成了一道強光，照亮了黑暗中的角落，讓觀眾無處躲藏，尷尬而焦慮。
彷彿一個戴著面具正在做壞事兒人，突然被人拉下了面具，影片放大了那片刻的震驚和不安，定格了滿臉悔恨和企圖逃避的面容。
在魯本·奧斯特倫德的影片面前，觀眾以為會作為遊客，參與一場你情我願的做夢遊戲，可看完全片後，你發現上當受騙，原來他拍的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 故事。
魯本·奧斯特倫德的新片，
《抓狂美術館》（ The Square），又名《自由廣場》再次為觀眾們送上了一次「自我關照」的機會，他打開的不是一扇窗，而是搬來了一面巨大的，360度無死角的明鏡。
電影不需求答案，只提出問題！
《抓狂美術館》展示了這樣一個道德困境，所謂的自由，平權，關愛，權利共享其實只能很小的特定時間和空間中才能達成，需要社會人之間相互的配合，表演，欺騙，一旦這些看似無比合理的「詞語」超越了特定的範圍就會失效，甚至帶來反作用。
可怕的是，就連那些口口聲聲倡導這些理念的人，也會在「舞台」之外做出違背社會價值，有利於自我「需求」的不公正行為。
影片中不斷出現的上流人士，社會精英，藝術家們，白人乞丐，移民小孩，美國記者在各個方面為我們切割了現實，抖落了大家不願直視的真相。
這次魯本·奧斯特倫德拿藝術品開刀，把人類引以為傲的人類文化結晶作為反射現實的一面鏡子，
把藝術不斷拉向世俗，把英雄打回小人，把文明退化為叢林，這是《抓狂美術館》最為令人不適和大膽的地方。
影片開篇就通過主人公的一次採訪透露出了主題，藝術館館長克里斯蒂安正在接受美國女記者的採訪。
他希望這個叫做「抓狂美術館」的展覽能提出一個現實問題，
是否在藝術館的物品才能變成藝術品，如果把女記者的皮包放在藝術館裡展覽，它是否就真的具有藝術價值，成為了一件藝術品。
這個簡短的開篇，迅猛而直接，它很快將「舞台」，「場域」的概念悄然引出。
這是一個有關存在和價值的駁論，
是物品提供了價值，還是物品通過特定的空間和時間為自己提供了價值；
究竟是藝術品讓藝術館成為了藝術，還是藝術館讓藝術品具有了藝術性？
《抓狂美術館》借用藝術階層的各種文本打通了通往現實的路徑。
展覽品抓狂美術館有著這樣的解釋，
「The Square是信任和關心的一處聖地。在其中我們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那在抓狂美術館之外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還能行之有效嗎？
《抓狂美術館》給出的答案是：值得商榷，希望渺茫！
來，老規矩，還是先捋故事。
《抓狂美術館》以藝術館館長克里斯蒂安為人物主線展開了劇情。
他正在執行有關「抓狂美術館」的藝術展覽宣傳。
廣場中間的英雄雕像被調離拆除一般給「抓狂美術館」留出空間，在位移的過程中，英雄雕塑斷了頭顱，狠狠地砸向了地面，圍觀的人們好好大笑，不以為然。
《抓狂美術館》的文本信息量極大，每一個場景都有多層意思。
比如這場戲，看似是拆除雕像的普通場景， 其實隱喻極為豐富。
把象徵個人英雄主義崇拜的雕像換成了平權象徵的抓狂美術館，
而轉換的過程中，雕塑被毀，
預示著劇情即將起波瀾，主人公克里斯蒂安的展覽和經歷就和被損壞的雕像一樣將面臨挫折和困難。
雕塑和抓狂美術館隱喻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內在衝突，克里斯蒂安是這種衝突的人物表徵，外在壓力很快會紛沓而至。
簡單的一幕，建立的影片基調，藝術文本作為全片重要的元素，隨後影片會出現多個藝術品和現實劇情上的互文交錯以揭露解剖主題和人物真實內心。
故事的干擾事件極為有趣和切題。
克里斯蒂安在大街上意外幫助了一位收到恐嚇的女士，他並不是第一個站出來的人，而是在另外男子的求助下，兩人合力驅趕走了瘋狂的男人。
事後，兩人即興奮又驕傲。因為整個大街上，只有他們兩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分別後，克里斯蒂安突然發現，自己的錢包、手機、家傳袖口都被扒走了，剛才的那場「救援」可能是一場驚喜設計的偷盜表演，克里斯蒂安獻出了勇氣和愛心，可最終成全了一場「願者上鉤」的欺騙遊戲。
找回手機和錢包就此成為劇情的推動力和戲劇性衝突。
為了找回手機，克里斯蒂安在下屬提議下，通過手機定位找到了位置，可因為誤差，他只能給整棟大樓，每家每戶投放索要信件。
衝突由此而起，貫穿全片。
手機第二天被送回，但卻引發了更多失控的事件。
心滿意足的克里斯蒂安在夜店狂歡慶祝，由此和採訪他的女主角發生了一夜情，並且陷入了非常奇怪的關係中；
無辜的移民小孩因為他的信被父母斥責為小偷，一定要找克里斯蒂安要個說法；
下屬由於提出了這個結局方案，而沒有陪同克里斯蒂安去投信而失去了信任，同時也受到了事件的影響；
衝突的最高級是「抓狂美術館炸死乞丐白人小孩」視頻的病毒式傳播。由於克里斯蒂安被各種瑣事纏繞，導致他沒有親自審查為宣傳抓狂美術館的視頻，在他默許下，兩位異想天開的傳播者拍攝出了「炸死乞丐小孩」的視頻，
藝術館和克里斯蒂安遭受了來自社會的強烈指責。
克里斯蒂安為此只能宣布引咎辭職。
《抓狂美術館》的故事主線不算複雜，
開端，中間，結尾，結構明晰，各種波折和逆轉使得情節更加豐滿，讓故事充滿曲折、波瀾起伏、包含複雜，懸念迭生。
《抓狂美術館》優秀的地方是在簡單的主線故事上，不斷添加著各種層次豐富的象徵物來擴展意義空間。
首先是乞丐的多次出現。
片中先後出現了白人乞丐，移民乞丐，金髮小孩乞丐。
面對白人乞丐，片中人物是冷漠的。
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在便利店遇見移民乞丐，給她買了食物，但觀眾明顯會被乞丐的態度說激怒，傲慢，覺得理所當然的表現令克里斯蒂安的施舍變得毫無意義。
克里斯蒂安買了食物，但是讓她自己挑去裡面的洋蔥，表現出了不滿，而乞丐得到了食物依然罵罵咧咧。
第二次，在找回錢包後，克里斯蒂安為了彌補自己不安的內心，用恐嚇的方式騷擾了罪犯之外的平通居民的愧疚感，把錢包你的錢又給了那位移民乞丐。
這次，乞丐畢恭畢敬，連聲道謝。
所以，對於乞丐，我們是否有著「過度幫助」的嫌疑。社會要求我們相處愛心和關愛，用先富帶動後富，把貧窮的原因和後果變成通過勞動而富裕起來的人群的原罪和責任，這真的合適且恰當嗎？
那家便利店其實就是一個「抓狂美術館」，第一次在裡面，第二次在外面，平權關愛的理念有著不同的解讀空間。
最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件還是拿處「炸死白人小孩」視頻，視頻中白人乞丐是金髮小孩，作為喚起關注和同情心，這段視頻可能是正確的，但在人性和政治性上，這個視頻絕對令人難以容忍。
所以在藝術館這個抓狂美術館之外，視頻引發了軒然大波，口誅筆伐。
接著，大猩猩的出現可謂全片的神來之筆！
克里斯蒂安和女記者一夜情時，其家中出現了一隻大猩猩，它無聊的看著書，而克里斯蒂安和女記者卻在床上宣洩著動物性的原始慾望。
事後，兩人因為誰丟套套還引發了非常尷尬的欺騙和責問。
影片高潮是一段長達十多分鐘的恐嚇！！！
藝術館中，那位扮演猩猩的演員來到了滿屋子是上流人士的藝術大廳。這場表演為了再現原始叢林法則。
扮演猩猩的演員慢慢作弄，挑逗，激發著上流人士們的情緒。
這些哲學家，藝術家，商人，從看表演到被受到驚嚇，從開口大笑，沉默不語，到最後的憤怒撕扯，我們看到了人性和文明的旁落。
滿屋子的男人女人，面對大猩猩演員的挑釁，居然統統避開視線，害怕成為受害者，遭受羞辱。
文明居然在一頭人形「野獸」面前頓然失效。
一直到，演員公然要在大廳侵犯一位年輕女性時，才有男性反應過來，憤然上前，用暴力終止了一切。
第一段可謂《抓狂美術館》最為明目張膽藐視社會，看低文明，譏諷人性的一幕。
正如藝術品「抓狂美術館」試圖揭示的那樣，
「旁觀者效應」會極大地考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與當代藝術的話語一樣，政治正確同樣是一種基於「旁觀者效應」而導致沒有人敢於說真話的狀態。
從對待乞丐到對待這位猩猩演員，人們選擇了冷漠，疏離，沉默，認同，以旁觀者的身份保全自己，躲在政治正確和撇開關係的安全角落裡，不敢發聲，不願交流，甘願從眾。
可就算我們提供幫助，又會面臨這樣一個道德困境，比如克里斯蒂安因為被盜錢包而引發的自我危機。
通過劇情發展，我們看到了克里斯蒂安的人物轉變，這個開著綠色特斯拉汽車，倡導文明、平等的上流人士因為壓力逐漸被打回原型，甚至變得有點面目可憎，為了自保還要威脅小孩。
在社會的抓狂美術館之外，克里斯蒂安的文明和道德層面不斷失語，最終甚至用手中的權力羞辱前來討要身份的女主角，以成年人姿態威脅被他陷害的小孩。
克里斯蒂安一直在旁觀者和參與者的身份中掙扎，在投信時，他是參與者，而當遭受威脅時，他有希望變成旁觀者。
在整個故事中，不斷有盤觀者和親歷者出現，從大街上，到藝術館，甚至是家中，就連克里斯蒂安的兩個女兒都是。
兩個女兒也成為旁觀者，親眼目睹了父親威脅小孩的一幕。
《抓狂美術館》為觀眾提供了這些挑逗、誘惑的電影情節的發展，以此刨開人物的表面偽飾，進一步揭開了他們全新的性格層次。
我們不僅不覺得和這些偽善可怕的人物不同，相反還覺得和他們如此相似。
《抓狂美術館》呈現出來的人物，讓觀眾陷入兩難，因為片中即使最骯髒的小人也值得同情，通過克里斯蒂安這個人物，觀眾通過劇情發展閉合了主題，同時關照到了現實和自己。
《抓狂美術館》是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經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理論的藝術化呈現。
戈夫曼認為，個體的行為會給他人形成有關自我的一套形象，他人會根據這套形象判定這個人，同時與他做出相關的互動行為。
他頗具透視力的提出：」我們人性的自我與我們社會化了的自我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個人作為一個生活的表演者，為了不讓觀眾失望，就必須隱藏真實的主我，而表現出觀眾所期望的理想化、社會化自我。
所以，自我是情景定義的產物。自我與這個舞台（抓狂美術館）有巨大的關係。
為此，他提出了前台後後台的不同區域劃分。
前台是表演的區域，同時前台是先在的，是當前社會化的一種集中體現，表演者必須按照前台的規定進行自我表演，自我必須偽裝。
抓狂美術館之中，舞台之上每一個人既是自我，又是他人，他們時刻都在表演，都在社會化的壓力法則下，表演著理想化的、社會化的角色。
所以，藝術品和藝術館，
人性法則和社會場域，
人類行為和抓狂美術館內外，都具有了模稜兩可的辯證關係。
這個「抓狂美術館」實在可以指涉太多東西，面對同一個人物或者事件，在「抓狂美術館」內外，同一個人可能會做出完全不同的行為。
《抓狂美術館》對這樣的道德困境和人性抉擇是毫無信心的。
在劇情大低潮之後，全面退敗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在垃圾堆中尋找到了小男孩留下的聯繫方式，他在一片汙穢中完成了自我救贖。
可人物在「覺悟」之後，當女兒們也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想一同和父親去找被其誣陷的小男孩時，卻再次遇到了一位冷漠的旁觀者。
男孩的鄰居表示無法提供幫助，並且認為他們肯定無法找到小男孩。
希望道歉，獲得原諒的克里斯蒂安只能落寞的離開。
在汽車上，兩個女兒看出了父親寫在臉上的失望。
看吧，即使你變成了參與者，但社會中一個旁觀者，就可能把你拋到「抓狂美術館」之外，
讓所謂的自由，平權，關愛，權利共享變成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寓意龐大的《抓狂美術館》為各種解讀提供了空間和空隙，胖哥個人是喜歡這樣的影片的，但同時《抓狂美術館》有著狀文本過載的負面狀態，
讓它「更像是一次統合人類行為的瘋狂實驗，因為奧斯特倫德幾乎為每一個場景分離出兩到三層含義，這就讓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難以想象的龐大，甚至有一種過度填鴨的感覺。
移民，有色人種，少數群體，權利和義務，權力和身份，人性和獸性，文明與野蠻都在「抓狂美術館」內外獲得了多重解讀的可能。
評委會主席阿爾莫多瓦稱讚這部影片「著眼於政治正確的獨裁性，並提供了許多例證」，
這樣的表現方式，讓《抓狂美術館》有著一定的觀影要求，但其刺穿現實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因為，《抓狂美術館》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少有的觀影體驗：
一旦結尾到來，一旦故事結束，燈光亮起，觀眾放棄了自我的驕傲，變得謙卑，感到自己是一個可憐的罪人。
電影喚醒了他們的人性，在其內心深處製造出一種感覺，
剛才熒幕上放映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主角不是他人，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