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花漾女子》影評：：猶在噩夢中
花漾女子影評喧鬧夜店，商務男士的西褲海洋裡，名叫傑瑞的男人發現紅色沙發正中癱坐著一個爛醉女人。自認是好人的傑瑞自然會上前關心，而接下來的提出護送、哄騙回家、再到把對方的神志不清當做口頭同意，在他看來也是自然而順理成章。畢竟在他眼裡，一個獨自醉酒的女人，根本就不懂得自尊自愛。
然而，當傑瑞將手伸向女人身體，之前還說話含糊走路踉蹌的她突然翻身坐起，毫無醉態且氣勢逼人地質問：「你在幹什麼？」
這個熱衷於給性侵犯帶來驚嚇和羞辱的女人，就是《花漾女子》的主角凱茜。多年前，摯友尼娜遭受的強姦悲劇讓凱茜放棄了醫學院的學業，也放棄了前程似錦的人生。如今，剛過三十的凱茜白天在咖啡館當店員，晚上在酒吧當「演員」——扮演輕鬆易得的獵物，為圖謀不軌的男人設下陷阱。
當昔日同窗瑞恩帶來當年事件的新信息，渴望救贖和審判的凱茜終於踏上了為友復仇的必然道路。從強姦犯到旁觀者，從健忘的院長到昧良心的律師，她一個都不寬恕。
同它的主角一樣，《花漾女子》也熱衷於反差和反轉。影片在不同類型與情緒間切歌一樣遊走跳躍，復仇主線的懸疑驚悚元素中穿插著霓虹映照的浪漫喜劇橋段，沉鬱和憤怒裡點綴著聰明的黑色幽默；它有著暗黑嚴肅的故事底色，卻在視聽上搭配糖果般鮮嫩的色彩和俏皮的配樂，拿艷粉色的章節卡切分沉重的復仇段落，用帕里斯·希爾頓的《Stars Are Blind》和緊張撕扯的弦樂版《Toxic》分別為愛情和暴力伴奏。
而《花漾女子》的最大反轉，也正好對應它的最大賣點。凱茜規劃周密的復仇，很自然會為影片貼上#MeToo時代女性主義復仇爽片的標籤，然而當凱茜的多數報復行為被證實為非暴力的虛張聲勢，當影片來到令人不安甚至不適的結局，觀眾或許會發現，導演兼編劇埃默拉爾德·芬內爾努力勾勒的復仇電影敘事走向，不過是對觀眾預期的一次成功捉弄。
《花漾女子》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成為一部單純的復仇爽片。復仇爽片的理想主角首先就不太可能是凱茜這樣的，她憤怒卻不狠辣，聰明卻毫無體能優勢，飛蛾撲火的自毀傾向和玉石俱焚的悲壯勇氣都太過濃烈，隨時要淹沒她的嬌小身軀。
而鏡頭對凱茜的密切注視和故事從主線上的數次抽離，也一定程度上證明，比起高效地到達一個可能的快意結局，《花漾女子》更希望在凱茜的世界裡多沉溺一會，像是在悉心呵護一個愛不釋手的芭比娃娃，不斷用粉藍色彩和暗夜霓虹裝點她的背景，甚至不惜以流暢度和整體性為代價，也要用影調和類型上的跳躍去實時匹配她變化中的心境。
在如此偏心的觀察下，凱茜身上的雙重性、她的迷失和分裂更顯得豐滿清晰。 凱茜的裝束，是她生活細節中最能凸顯這種雙重性的一處設計，將她刻意地放置在兩種女性氣質的極端。白天的凱茜永遠打扮得像個戀愛中的女孩，馬卡龍色的指甲搭配軟糯毛衣和印花連衣裙；而晚上的凱茜則消失在濃妝和高跟後面，性感危險、線條鋒利，彷彿時刻準備著刺穿下一個「熱心」男人的襠部。
黑夜裡這副誇張皮囊自然不可能是凱茜真實的樣子，它不過是用女性魅力做成的魚餌，但日光之下那副溫柔無害的洛麗塔裝扮也不太像是凱茜的本來樣貌，更像是另一種安全感和自我認同雙重缺失下的表演。我們沒有機會見到真正的凱茜，那個花漾女子只活在父母的痛惜和與尼娜的舊合影裡。 故事中心的這個凱茜，只是丟掉了全部自我、夢想和人生的一塊悲傷的碎片，她明明也是那場性侵的間接受害者，卻一次次重溫噩夢，在漫長時間裡當起另類的行刑人。
扮演凱茜的凱瑞·穆里根，在影片中貢獻了絕佳的表演。凱茜甜美風趣，機敏冷靜，但這樣的表層下卻隨時有一根弦正處在斷裂邊緣。穆里根非常到位地把握住了這種將斷未斷的平衡和張力，她像一尊美麗卻易碎的瓷白聖母像，彷彿稍有不慎，填滿身體的憤怒和傷痛就會傾瀉而出。
《花漾女子》無意成為復仇爽片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凱茜試圖對抗的不是某個具體男性，而是令人窒息、偏袒罪犯的強姦文化。
影片用很多精準的細節還原了獵食女性的天羅地網，重現每位女性都不陌生的噩夢般的日常。陷阱、危險和潛在的強姦犯隨處可見，夜店裡，撿屍的「好心」男人們成群結隊業務熟練，約會時，表面無害的男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把約會對象帶到了他家樓下；幫凶也隨處可見，網約車司機即使看到女乘客不省人事也默許男乘客修改目的地地址，到了第二天清晨，獨自回家的女人又會收到路人男名為「walk of shame」的新一輪貶低和侮辱。
而一旦性侵不幸發生，「前程似錦的男孩」會受到無罪推定的袒護，受害女性卻要面對異性的狡辯、同性的割席、鋪天蓋地的蕩婦羞辱與二次傷害，被迫完成自證清白的不可能任務。
男人真是讓人羨慕的物種。他們有太多托詞也太會互相包庇，「我喝多了」「我還是個孩子」可以成為百試百靈的藉口，而只要兄弟們沆瀣一氣氛圍到位，當眾強姦女性就變成刺激玩樂，甚至謀殺都可以粉飾成意外。
但到了受害女性這裡，無數人拿著放大鏡在她們的傷痛之中找汙點，一旦發現不完美，就歡天喜地地為她蓋上咎由自取的印章。如片中律師所說，一張受害人在派對上喝醉的照片，就能讓陪審團的天平傾向侵犯者。
面對這樣密不透風的系統，凱茜注定很難取得理想化的勝利。最終對峙時，當年的強姦犯委屈地表示：「受到這樣的指控是每個男人能經歷的最可怕噩夢。」凱茜反問：「你能猜到每個女人最可怕的噩夢是什麼嗎？」
《花漾女子》無意將男女分置對立的兩極，故事中既有悔悟的男性也有冷漠的女性，但影片確實呈現出一種兩性間無法互相理解的悲觀。光教導男人們「拒絕就是拒絕」是萬萬不夠的，他們對於各類道德準則其實都心知肚明，但仍然會抓住一切機會心存僥倖地去求取性別優勢下的誘人獎勵。
凱茜用虛假情境讓女性旁觀者感同身受，恐嚇威脅了一幫欠缺賊膽的男人，但她終究無法讓大多數男性，特別是權力最高位的「阿爾法男」共情、懺悔，只能不斷以自身為餌，以慘痛代價求助於更有威懾力的外部武器。最終，《花漾女子》沒能帶來大仇得報的爽快，只留下了持久的憋屈和隱痛。所謂的復仇電影，不過是又一齣沒有贏家的悲劇，一位破碎女人的糖果色噩夢。
我們初見凱茜時，她正身體舒展掛在酒吧沙發上，而最後她也用同樣的姿勢告別，雙手平舉，像極了十字架上某位著名的贖罪者。美好的仗她已經打完了，至於剩下的我們，猶在噩夢中。
（本文首發於《環球銀幕》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