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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DAU:娜塔莎》影評:這個震驚世界的電影計劃,究竟有多瘋狂

DAU:娜塔莎影評

2020年的柏林電影節在開幕伊始顯得有些冷清,除了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大多數影迷無心文藝之外,入圍的片單中可以叫得上號的「大導演「也寥寥無幾。怎料進程到一半就出現了年度爆款《溫蒂妮》。

而當影迷們都還沒有從佩措爾德導演《溫蒂妮》的驚爆中回過神來,另一枚引得萬眾期待的爆款又橫空出世——《DAU:娜塔莎》(DAU.Natasha)。

其實,說它橫空出世著實是小瞧人家了,《DAU:娜塔莎》作為「DAU計劃」電影項目的一部,早在2011年就引起藝術界的普遍關注。除原本的影像拍攝地烏克蘭外,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ksy)還將影片場景複製到倫敦、巴黎、柏林作為沉浸式藝術裝置項目的系列聯展。

而在今年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除入圍主競賽單元的《DAU:娜塔莎》之外,還有另一部時長355分鐘(近6個小時)的《列夫·朗道:退變》也進行了特別展映,同樣震撼。

電影《DAU:娜塔莎》劇組在柏林,最左為導演

從史無前例的電影項目,到備受爭議的沉浸式藝術裝置,再回歸到多達14部電影的序列影像作品。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從2009就開始創作,為這個影史上最複雜、最宏大的電影項目煞費苦心。

該項目最初是拍攝前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的傳記片(「DAU」是列夫·朗道名字後三個字母),後延展為持續三年的不間斷拍攝,地點均位於烏克蘭東部小鎮哈爾科夫郊區,佔地12000多平方米,對前蘇聯機密研究所進行了原樣復刻。400名核心工作人員在整整三年時間裡,開展這項無劇本的電影創作,重現前蘇聯體制下的「生活證據」。

這個項目統稱為「DAU」,頭尾長達700個小時的35毫米膠片素材,4萬套服裝,前後超過1萬名的臨時演員,呈現出1938-1968年間一所位於莫斯科的前蘇聯研究所的社會狀態,最終被製作成14部電影長片。社會性質、權力波動、人類情感,以及暴力等主題,都藉由影像散布在視覺復刻的記述中。

DAU 14部電影長片如下:

1.DAU. Brave People 2:26:41

2.DAU. Nora Mother 1:22:27

3.DAU. The Empire 3:38:19

4.DAU. Katya Tanya 1:36:20

5.DAU. The Conformists 2:52:25

6.DAU. Three Days 1:36:20

7.DAU. Sasha Valera 1:51:10

8.DAU. Nikita Tanya 1:27:26

9.DAU. String Theory 2:52:25

10.DAU. New Man 1:33:27

11.DAU. Nora Son 1:28:18

12.DAU. Natasha 2:23:49

13.DAU. Degeneration 6:01:46

14.DAU. Regeneration 2:05:00

對於這樣一個恢弘而史無前例的電影項目,任何個人體驗都只屬於觀看者本身,他人終究難以體會,這也註定了其巨大的爭議性。而在此之前,我們翻譯了一篇文章以及導演訪談,希望可以通過《DAU》的項目設計、拍攝以及思考等多方面,幫助影迷們在後續的觀影中擁有更為深入的沉浸式體驗。

【斯大林式的楚門世界】

作者:Steve Rose

譯者:小飛俠

來源:英國《衛報》

第一次聽說DAU是在五年前,從那以後一直好奇地打聽,卻沒有任何消息。直到兩週前,DAU的大門向我敞開。我被邀請到倫敦皮卡迪利大街的一棟大樓裡,在一扇漆黑的門後面,橫陳著另一個世界。大廳昏暗,色調艷麗,猶如一個大衛·林奇的電影場景。一名穿著上世紀40年代風格的男士站在那裡,拉開窗簾偷看街道,結果原來只是一個佯裝偷窺的演員。

帶俄羅斯口音的禿頂保安給我登記拍照。隨後穿過迷宮般黑紅色的走廊,餐廳供應格魯吉亞菜餚,還有一間1940年代風格的活動室。狗吠聲傳遍了走廊,是不是真的狗呢?將信將疑。

DAU為人所知的是個電影項目,至少是從一部電影開始的,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準確描述它,姑且稱為「斯大林式的楚門」,一場嚴肅的人類學實驗,有人戲稱其為蘇聯社會真人秀。也有人認為這是烏煙瘴氣的大型拍攝失控現場。同樣的人類學社會學實驗,歷史上有很多大學都嘗試過,最有名的是斯坦福監獄實驗,虛擬社會模型下的權力濫用。該實驗僅進行了6天就趕緊叫停,而DAU的實驗則足足持續三年。

DAU計劃始於俄羅斯科學家列夫·朗道的傳記。朗道曾經與尼爾斯·玻爾等量子物理學家合作,參與過蘇聯的原子武器計劃,並在1962年獲得諾貝爾獎。他對性、毒品的態度,與其科研精神保持一致,認為婚姻不應阻礙性自由。

希臘演員Maria Nafpliotou飾演列夫·朗道的前情人瑪麗亞

與其說DAU是一個電影場景,不如說是一個平行世界:一個停留在上世紀中葉的迷你蘇維埃社會,與現代隔絕。DAU中的數百位演員,也可以稱為「項目參與者」,無一不忠實地維持著蘇聯公民的日常生活。時代重構下的真實與虛擬,每一個細節都令人著迷不已。

「研究所」唯一的流通貨幣是盧布(道具)

DAU參與者,是從製片人編制的海選數據庫中挑選出來的。試鏡的數量超過21萬人次。這些角色來自於現實從業者,包括清潔工、女服務員、學者、官員、薩滿祭司、藝術家、新納粹分子等。甚至有不少慕名或受邀參與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大衛·格羅斯、神經科學家詹姆斯·法倫、哈佛數學教授丘成桐、戲劇導演彼得·塞拉斯、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以及卡斯滕·赫勒。

影片中的大部分場景,都是通過無數固定攝像機拍攝,真正的攝影師于爾根·俞格斯只帶著一個三人攝製組,扛著攝影機在街上溜達。事實上,這都是社會模擬實驗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時間,參與者們都是在鏡頭「嚴密監視」下過著蘇維埃式生活。

蘇格蘭製片人埃迪·迪克在2011年參與項目拍攝時第一次嚐到這種生活。據他透露,入職過程是一絲不苟的。團隊都會事先收到一份「DAU」世界的實時事件紀要,所有人都要換成年代服裝,剪短髮,換眼鏡鏡框,獲得新「護照」和一些仿真鈔票。在布景入口處,警衛會給他們辦理入境手續。

放眼處,人們各司其職。路上行人到咖啡館裡吃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用電磁槍實驗,記者正在準備當天的採訪,建築師在研究一個未來城區規劃,一切就像真的活在60年代一樣。在朗道的公寓裡,能看到他的妻子諾拉,默默地喝了半個小時的茶。她自始至終都活在角色當中。

諾拉,影片中列夫·朗道的妻子

每個人和每件事都保持著這種奇異的步調。沒有人違反過規則,甚至沒有人使用現代語言。進入其中的人們會發現自己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然後順應其自然,而每個細節都會被無處不在的鏡頭記錄下來。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從現有開放的電影部分來看,這些影像既令人振奮又頗為單調。影片中有冗長的對話,幾乎沒有進行剪輯。但影片中絕無僅有的真實感和強烈的衝擊,彷彿能直接嗅到人體上的荷爾蒙氣息,這種體驗更像是在看一部紀錄片,或者就像拉斯·馮·提爾的道格瑪95影像。

這些僅有的影像材料便讓人興奮不已:巨大的人群效應,20世紀30年代的街道場景,巨大的蘇聯螺旋槳飛機複製品。還有無數令人震驚的畫面:一場瘋狂的化妝舞會,一口教堂大鐘墜落在地,成堆的腐爛捲心菜,女人們在生產線上。

扮演1952年商店售貨員的臨時演員

除此之外,在巴黎的展覽上,參觀者還可以在數字屏幕上搜索特定區域的鏡頭截幀,像一個實驗數據庫。屏幕被分為16個網格的子屏幕,每個子屏幕播放一個隨機的場景,就像一組監控攝像頭。點擊其中一個設為全屏,任何場景中的每個角色都可以獲得補充信息:生平、照片、證件和信件等數據材料。

影片中‘1956’的截幀

參觀者像是進入了機密數據庫一般:看著阿布拉莫維奇身穿50年代的服裝,接受薩滿祭司的宗教淨化;學者法倫在晚宴上討論資本主義;朗道站在一對做愛的男女旁邊;一名獄吏在牢房嚴刑逼供裸體的女人,強行灌酒,將酒瓶口塞入陰道,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

這樣大型且複雜的項目,背後資金來源當然也非同尋常。DAU項目主要資金來自於俄羅斯著名寡頭謝爾蓋·阿多涅夫,於2008年正式入籍保加利亞。保守估計其財富為8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於俄羅斯的電信業務。他還資助俄羅斯反對派的報刊《新報》,同時也是一位熱愛文化和哲學的富豪。

如果要問這個項目有沒有讓人感到不舒服的方面?答案是肯定的。作為一個藝術項目,在導演伊利亞創造的曖昧時空裡,所有的表演者包括觀看者在參與其中的同時,也投射出內心的恐懼、焦慮、自負和欲望。這是生活最基本的一部分。可以說這個作品激活了人身體的每一部分,無論是痛苦、勇氣、愉悅還是沮喪,其實本就屬於你自己。

在許多看似暴力恐怖的場景中,譬如上文提到的獄卒用酒瓶虐待女囚,事實上決定權還是在這個女演員身上。電影項目畢竟是電影項目,演戲畢竟是演戲。演員可以停下來,如果演員提出「我處理不了這件事」,所有人都會停下來。但事實上是她讓自己完成了這場「凌辱」。

出於項目中大量「出格」演繹的考慮,在選取表現類似鏡頭的演員時,劇組都會偏向於選用性工作者或者觀念相對開放的表演者。這一選角原則,也從側面揭示了「DAU」的現實主義質感是如何形成的,譬如片中薩沙和瓦萊拉這對同性戀人,以前都是無家可歸的邊緣同性戀者,他們每晚都做同樣的事情。而片中勞拉的母親,其實也是演員真實生活中的母親。

與男主演Teodor Currentzis的通話,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這種「演繹」。「關鍵是如何既做你自己,又不做同一時刻的你。」他說,「那是處在心知肚明的狀態中,這就只是一個遊戲而已,要用真實的人格和性情去玩兒這個遊戲,不然它就不會起任何作用。」

他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拍攝這部電影,然後斷斷續續在「研究所」裡住了兩年的時間。在那裡生活、睡覺和吃飯,一天24小時,有時住幾天,有時住幾星期,不會有人催你去回郵件。

當他和其他項目參與者真正要離開「研究所」時,「有時會突然驚覺怎麼還穿著那個年代的衣服!睡覺醒來後的日常生活居然還是‘研究所’模式。當我們重新回到現實時,彷彿真實的世界才是電影場景。「Teodor說,在實驗結束之後,許多人還是會繼續住在「DAU」。「我認識好些人,如果可以選擇,他們會情願留在‘DAU’的時空裡。」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人都對「DAU」項目和伊利亞那麼滿意,許多前DAU工作人員根本不願意談及項目經歷。有的則直接指責導演伊利亞自大得讓人討厭,認為他根本不懂電影,也沒看過多少電影。對待工作人員都當奴僕使喚,每個人都像伺候皇帝那樣服侍著。他指東別人不能指西,對幫過他的人忘恩負義。

除此之外,DAU項目實施至今還是有很多虛虛實實的醜聞。包括導演本人試鏡女演員時的潛規則,又或是項目中納粹扮演者馬克西姆·馬辛凱維奇,被指控在拍攝期間多次對一位美國藝術家進行攻擊。

當「DAU」項目開始初期,關於狂野的、有靈感的、天才的藝術家神話依舊受電影界追捧。而15年後,在這些真假難辨的醜聞當中,如果對於伊利亞的指控屬實,那恐怕現今流行的「MeToo」運動,會讓他們看到這個世界完全不同的一面。

跨學科的史詩式藝術項目

採訪:Jonathan Romney

譯者:小飛俠

來源:Film Comment

雖然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DAU」項目是一系列電影,但事實上承載了非常豐厚的內容。正如宣傳所說的,它其實是「一個多學科史詩項目」,存在於電影、科學、哲學、表演、靈性、社科、藝術實驗、文學和建築的交匯處。

DAU項目以其恢弘浩大而讓人趨之若慕,它創造了一個完整閉合的獨立宇宙,不得不讓人想起查理·考夫曼拍的那部電影《紐約提喻法》。為此,Film Comment對《DAU》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進行了採訪,以探討其背後的創作意圖。

Q:在你看來,「DAU」項目形成的電影,充其量只是這個藝術項目的預告片是嗎?

A:這系列電影本身就是藝術母體的預告片,更多是人物和故事的介紹。對於這個「活動」,我們需要一個空間,讓觀眾在觀影前後有足夠的物理時間和空間去消化去思考,並在電影之中充分體驗。

Q: 看了「DAU」的電影後,我意識到觀影並不是為了拼湊一個故事,更多在於探索其背後的世界。

A: 它們大多都有電影的形態,但對我來說,保持原始感覺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選擇了在建的劇院。一個生命已經結束,另一個生命還沒有開始。這就是原始狀態,不會既漂亮又舒適,它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過渡。

Q:DAU的早期設想是要創作一部「常規」電影嗎?後來怎麼變成另一些形式了?

A:那種「常規」電影遲一點也會與大眾見面。會有的,但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種。我想談的是當下。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走出當下。我選擇了一個想象中的、過去的、屬於蘇聯人特有的記憶傷痕。也許不能叫傷痕,而是對世界的特殊感知。當一個龐大的國家突然消失,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人們出生在不復存在的城市,比如列寧格勒。

我真正的想法是創造一個不存在的世界。當然,現在創造的也是一種幻想。蘇聯在我15歲時就解體了,但我仍然認為自己依然是一個「蘇聯人」。當我來到英國時,在海關填表格時,上面寫著‘你出生在哪裡?我寫的是「蘇聯」。

Q:你的處女作《4》包含了很多奇幻元素,而這裡幾乎沒有超現實主義的痕跡。

A:也許只是你沒發現而已。還是有很多瘋狂的、超現實的設計,但很難去打破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界。不僅藝術上,政治和科技上也是如此。有什麼能比量子物理更超現實呢?如果你腦中的世界是個非線性世界,那你眼前的一切都是非現實的。

Q:在某些方面,這一系列電影中的戲劇性,其實感覺比電影更接近戲劇。

A:戲劇其實更接近於生活。電影是什麼?現在每個人都是攝影師,每個人都可以用手機拍東西。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是做電影嗎?你可以說是,因為我有拍攝的行為,而背後的主要驅動力也是電影創作。那這是戲劇嗎?在你進入表演的那一刻,當然是戲劇。是表演嗎?是的!是當代藝術嗎?可能是吧。我就從來沒定義過這是什麼領域,在萬物之間吧。

Q:你是怎麼讓非職業演員放下心理包袱的?尤其是性場面。

A:這是一個以人際互動作為實驗的生存空間,他們只需要相互反應。一部分是生理需要,一部分是智力對話,一部分是日常生活。「性」占比不超過整體素材的10%。

而且全都是用35毫米拍攝的,沒有針孔攝像機,沒有偷偷摸摸的錄音,絕對沒有。現場有相機,有調焦裝置,有吊桿操作員……我很高興大家都感覺到真實,強暴是真實的,折磨是真實的,情緒是真實的,它在這個世界裡也是真實的。

起初我想啟用演員,但是演員只能在心理層面上表演。後來我開始邀請具有不同社會結構的人來表演時,我試圖將不同的個性背景融合在一起。有些人,當你和他們交談時,你知道他們已經失去活力了。這些人可能很成功、很風趣、很幸運,但你可以感覺到他們身上的某些部分已經死了。個性鮮明的人會有差異很大的反應,帶著不可預測性。

Q:為什麼要開展復刻蘇聯社會這樣一個項目呢?

A:「DAU」與其說是重現蘇聯,不如說是研究當今社會吧。你看到的蘇聯人民和「DAU」項目參與者會絕對服從統治。但很少人會意識到,今天的社會也有很多控制我們生活的東西,譬如資本,譬如技術。像iPhone手機,我們會說太棒了,我買了台新iPhone之類的。你只是買了台更輕易就能控制你的東西。這東西了解我們自身嗎?可能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

Q:你下一步有什麼計劃嗎?

A:實際上還真有一個計劃,我想要建一座來自世界各地有5000人口的實驗城市,記錄那裡發生的一切,公開透明的。

編譯| 小飛俠;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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