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影評：「我是你們其中一員。」
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影評
《無罪謀殺》讓我想起幾年前的一部電影《朗讀者》。儘管前者披著犯罪片的外衣，後者讓人記住的是它驚世駭俗的絕世愛戀，但兩部電影的視角是相通的——在現代世界如何對待二戰戰犯，尤其當那個人與你有親密的社會關係時，你將站在社會公義的角度還是個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將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正義。但實際選擇沒有那麼簡單。兩部電影之所以勾連起人們複雜的情感，讓故事走向幽暗深處，恰恰因為戰犯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在現代社會，他們和我們一樣，有工作有家庭，過著平凡的生活。當他們把過去隱沒，你對他們的這段過去一無所知，當你某一天忽然發現密切交往的愛人或親人曾在歷史上扮演極惡的角色時，你將如何面對？
《無罪謀殺》和《朗讀者》一樣，拋出了極為殘酷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這兩部電影的男主角都從法學院學生走向社會成為一名真正的律師，相對於親情愛情，兩人都偏向更為嚴肅的社會情感，站在人類的正義這端。《朗讀者》中的男主角對與漢娜（凱特·溫斯萊特）的一段生死愛戀極為羞恥，而《無罪謀殺》中為殺人犯科林尼辯護的律師萊寧也顯得十分冷酷無情，他不顧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顧待他如父的死者漢斯·邁耶的情面，堅定地走向了被告辯護方。
許多觀眾都能從這兩部片中看到德國現代社會仍在對二戰反思的態度因此大加讚賞，但我從情感深處卻認為兩部電影表現的反思是微妙的，也並沒有走向同一條路。
在《朗讀者》中，戰犯漢娜被審判時，她無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驚詫但又合乎情理。從觀眾的角度而言，我們極易對她產生深深的憐憫，因為她確實是殺人鏈條上微不足道的一環，不過做著本分之事。
而在《無罪謀殺》中，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萊寧的教授馬丁格拋出了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在當時那個時空裡，在戰爭狀態中，漢斯·邁耶也是在做著一份黨衛軍軍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內職責（追殺意大利游擊隊並且因此牽連到無辜平民）——但為什麼，他至今已被殘忍殺害還要被追問歷史的責任？誰又能保證，你在當時的環境裡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同樣性質的故事，發出同樣的問題，答案卻走向兩端。《朗讀者》中我們會站在戰犯這個角度，考慮到她也是人，是戰爭工業中的一環；而在《無罪謀殺》中，我們卻不會姑息漢斯·邁耶的罪過，哪怕他餘生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仍然死有餘辜。——我不禁好奇，造成這種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是細節。
在《無罪謀殺》中，戰爭的惡通過非常具體的方式表現出來，它極為殘酷，極為血腥，因為漢斯·邁耶利用一個孩子的單純，讓他眼睜睜看著無辜的父親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負了一生的罪責，不僅包括對漢斯·邁耶的仇恨，還包括對父親的愧欠。他殺死漢斯·邁耶的行為極為殘暴，卻包含了兩種深刻的情感——復仇與贖罪。當戰爭像天空中的雲一樣散去，人們在意大利那陽光明媚的廣場上可以繼續平凡的生活時，孩子科林尼卻背負著仇恨與懊悔長大，他度過了悲慘的一生。
《無罪謀殺》剝洋蔥般將一個無情的殺人犯的過去剝開，用律師萊寧的心和眼，我們一點點追尋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層層迷霧，最終到達1944年那個陽光明媚的小鎮廣場。——那裡正發生一件泯滅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間，就足以影響人的一生。
正因對個人生活的聚焦，我們看到了戰爭如何對受害者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當萊寧的教授問出「漢斯·邁耶不過是做他分內之事」時，我們從內心深處都不會原諒這個惡魔，因為他的惡惡得光天化日慘無人道。我們無法忘記孩子絕望的眼神。
從這個角度來說，《無罪謀殺》絕對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讀者》中拋出的問題引向必須通往譴責與反思的路，不容我們對戰犯產生憐憫共情。哪怕他們作為常人被殘害至死的生命最後一刻如此恐怖，我們觀眾卻不會惋惜。因為漢斯·邁耶毀掉了無數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試想一下，如果《朗讀者》中漢娜不是在口述，而是電影不斷閃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進集中營的人們的死亡或劫後餘生時，我們會為誰流下眼淚……還是說，同情和悲傷根本不夠消解戰爭的殘酷，在這裡面，人類共同扮演了惡人，也共同成為了受害者？
《無罪謀殺》中還有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是戰犯子孫如何面對家人的過去和他們自己的身份。
如果說萊寧作為一個法學專業學生，一個應將公平正義視作職業理想的人做出的選擇無可厚非，那麼他不管怎樣對漢斯·邁耶一家冷酷無情，他都有他走向正義的理由。但是對漢斯·邁耶的孫女來說卻不是如此。她從來都不知道自己是戰犯的後代，她一生至親殺害了這麼多無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對歷史，面對社會，面對未來，這是一個更加殘酷的問題。
讓我印象深刻就是電影中的一個細節——當歷史真相最終被解開後，法庭外，漢斯·邁耶的孫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靜。她問萊寧：「我也是那樣的人嗎？」這個問題問得人心碎。對萊寧來說，追尋正義責無旁貸；可是對漢斯·邁耶的孫女來說，追尋正義意味著對至親的「背叛」。我將選擇相信什麼繼續生活下去，包括腦中存儲的關於親人的回憶，如何面對這份回憶——是遠離十惡不赦的他，還是原諒十惡不赦的他，似乎沒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著上一代惡的基因，人們又將如何看待我？這對德國人來說是一個難題，如果放在中國社會，將更是一個難題。
從這個角度而言，包裝為好萊塢式犯罪片的《無罪謀殺》，背負了更加沉重的社會意義。它不僅延續了德國社會對戰爭反思的傳統，還將觀察的視角深入到個人生活中——我們清晰看到，戰爭如何在戰爭結束以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他們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鎖困擾，無論是戰犯的後代，還是受害者的後代，每個人都在具體的生活中真切面對詰難與悲痛。這也是戰爭的殘酷，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在我看完電影以後，出於好奇去查找了電影相關資料。我驚訝地發現，原來電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費迪南德·馮·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確實包含了這兩個極為具體的問題——既是一名堅守正義的律師，也是納粹戰犯的子孫。他的祖父正是在紐倫堡審判中被指控為納粹主犯之一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
巴爾杜爾·馮·席拉赫18歲加入納粹黨，1931年成為希特勒「帝國青年團」領袖，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中因「危害人類罪」被判處20年監禁。直到去世之前幾年，年幼的費迪南德才對這位祖父留下一點直觀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訪談中，費迪南德對祖父的態度既像是坦然面對的，又像是諱莫如深的。有時他願意直截了當地來談一談祖父，有時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費迪南德說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們中的一員。」這不僅對他來說，對我們看似局外人的旁觀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恆言。
「我是你們中的一員。」——在我看來，就是《無罪謀殺》這部電影的核心觀點。作為戰犯的惡人，有善的一面；作為殺人犯的惡人，亦有善的一面；作為親人的人，還有惡的一面……絕對的善和惡並不存在，我們更多時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帶，因為不同時空產生的問題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選擇。
當漢斯·邁耶的孫女低頭沉思問出「我和他一樣嗎」，這是一個極為殘酷的問題，就像作為律師的費迪南德問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樣嗎？
故事中的萊寧正是費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個自己，他對電影中的她說：「你是你自己。」
這句話讓人解脫，釋然。可以想象費迪南德帶著問題寫到最後，他對歷史和自我都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戰犯下一代不應背負戰犯的惡名，而應成為獨立的人繼續生活下去，但他們又應比普通人對戰爭更有道義的責任，他們更應該為這沉痛的歷史延續自己追尋正義的職責。
最後也是我個人好奇所致，我發現《朗讀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與《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費迪南德竟同是法律專業出身的作家，施林克還是費迪南德學生時代的法律教授，這是多麼神奇的巧合！他們以不同類型的故事拋出相似問題，雖然審視戰爭的角度不同，但兩部著作改編的電影都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戰爭延續的罪惡和人性中極為複雜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歡《無罪謀殺》中馬丁格教授說的一句話。當萊寧讓他以法律史專家的身份接受庭審時，他從原告辯護席走向證人席，開著玩笑說：「換個角度看看這裡也不錯。」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來是戰犯的被害者，和原來是受害者的殺人犯，還有世間高高在上的審判者，歷史沒有因此改變，情感和反思卻變得不同。
是的，「換個角度看看」，這正是《朗讀者》和《無罪謀殺》共同拋出的問題。讓我們換個角度，再看一看人性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