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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BPM》影評:跳動的塵埃

BPM影評

90年代初的巴黎,夜店裡的年輕男女伴著迪斯科音樂盡情舞動。羅賓·坎皮略的《BPM》中,曾多次用這些畫面做轉場,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還屬那些反復出現的燈光裡飛舞的灰塵。這是一種丁達爾現象,灰塵其實在夜店的空氣中一直存在,它們懸浮其中形成膠體,只有強光通過時才會因為顆粒對光進行散射被肉眼所辨。

《120》故事中的人,就像這些塵埃。他們都是最普通的巴黎居民,有學生,有在各行各業工作的人,有孩子,有母親;平凡的生活或許不易,他們每天忙忙碌碌,卻也有自己可以愛的人,已是珍貴。直到有一天,一束強光的出現,打破了平靜,原本隱形的普通人,紛紛站了出來——這束強光,就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世界範圍內的愛滋危機。

ACT-UP全稱"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患者聯合起來發揮力量」),也可照縮寫直譯為「行動起來」,於1987年3月在紐約的同志社區服務中心成立。是年,全世界範圍內因艾滋病而死亡的病患達到五十萬例,之後短短幾年內此數字成指數型增長:1988年達到80萬,1989年120萬,1990年170萬,1991年240萬,1992年330萬,1993年470萬,1994年620萬,1995年達到820萬。用「瘟疫」二字來形容是再貼切不過了。

坎皮略和另一位編劇Philippe Mangeot都是當年巴黎ACT-UP組織的成員,故事也自然由新加入的成員逐漸深入到活動中這樣一個外來者Nathan的視角展開——就像一副望遠鏡,站在遠處可以看到組織內形形色色的各種人:有理智但偶爾也因此顯得軟弱的組織領導Thibault,有內向但性子剛強的女性組織者Sophie,有熱情直爽喜歡跳舞的Sean,還有因為兒子感染而一起加入的Jeremie的媽媽等等。電影中有意地隱去了每個人的職業、在社會中本來的身份——只有在一小段對話中偶然提及了幾人。從始至終,觀眾也不知道Sean到底靠什麼生活,也不知道Nathan平時在哪裡上班——只能通過一些細節推斷出Nathan的工作還不錯,經濟收入尚可,可以負擔和Sean一起的住房。

這些人平時在ACT-UP以外的身份,顯然不是坎皮略想要描繪的側重點。「你是做什麼的?」Nathan這樣問Sean,「我是艾滋病毒陽性,僅此而已」,他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沒錯,在ACT-UP,只要加入,就要默認自己是以艾滋病毒攜帶者這樣一個身份存在於社會。這也是80年代末ACT-UP可以迅速集結起來開展各種行動的最直接原因——它和其他的社會運動團體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們沒有時間了。2012年的紀錄片《瘟疫求生指南》拍攝的是紐約ACT-UP,當時在世界各地,病患們面對的困難是很相似的:科研進展遲緩,特效藥幾乎沒有希望,疫苗更像是天方夜譚;能延緩病情的藥昂貴且難以獲得;新藥無法在本國合法購買,藥監部門審查極為緩慢;醫院拒收病人,保險拒絕理賠,甚至在死後也難以獲得安葬的權利... 於是,愛滋危機當中,政府的不作為、社會的冷漠與排斥,讓每個人都被迫成為許多不同的角色:他們需要變成研究者,自己找來國內外的最新科研期刊閱讀,以了解哪裡有合適的新藥;需要變成醫生,自己嚴格掌握檢查和服藥的時間,了解自己的T細胞數量;需要變成護士,幫忙照顧患病的家人,早期是服藥點滴,晚期更是所有的起居;最後,他們還需要變成社會活動家,站在聚光燈下,站在人群裡,放下一切,為自己和同僚吶喊,爭取活著的權利。

巴黎ACT-UP在1989年的驕傲遊行

以上諸多生活上的困難,電影的前半部分並沒有側重展示,而是通過各種抗議活動以及每週例會上事無巨細的討論來說明情況進展到了哪一步。一開場,就是一個ACT-UP打斷報告會的段落,他們衝進會場,占領舞台,大聲疾呼政府的不作為,還情急之下用手銬把領導銬了起來;數日後,他們又來到製藥公司,來了個血腥塗鴉,指責對方在研製藥物方面的遲緩和過程的不透明,現場一片狼藉直到警察出馬。其實對於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對於ACT-UP的了解可能僅限於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道——組織成員暴力入場、毀壞公物、嚴重還會危及人員安全,是非常衝動的一群人。而《120》給了我們一個深入內部一點一點了解他們的機會。所以片中看似繁複冗長的討論段落,是塑造人物並為後半部分鋪墊的必要組成。這些對話是坎皮略擅長寫作的,親身經歷是其一,對角色真正的關懷是其二,他給了許多不同的人出場說話的機會,有些犀利聰明,有些又像是無謂的爭論,可是他都放進了最終的片裡,就像真的在紀錄一次例會一樣,讓人想起懷斯曼的一些電影,在看似普通的紀錄中慢慢塑造人物形象,最終的目的是關懷。觀眾和Nathan一起旁聽了數次會議之後,不僅了解到身邊的人在社會活動家以外的身份,更在各種大到暴力是否越界、小到海報宣傳標語的激烈討論中,認知到一場社會運動它的每一步、每次集結都是思想激烈碰撞的結果,想要獲得成功絕非偶然,需要每個人哪怕最微小的參與。

在ACT-UP來到巴黎的一所中學,中斷了講課、給同學們散發艾滋病普及宣傳資料後,Sean給了Nathan一個吻,此刻雖然學校的小廣場上擠滿了人,但彷彿全世界只能聽見Nathan一個人撲通撲通的心跳聲——愛情無果又怎樣?生命說不定比它還短暫。兩個人的情慾戲熱烈又真實、私密,電影的角度也在此時從望遠鏡變成了顯微鏡,鏡頭下由群像變成了Sean和Nathan兩個人。而此時Sean的病情也急轉直下,因為身體無法堅持他不得不退出了ACT-UP的活動,唯一的聯繫成了病房內的電視和每天來看望他的Nathan。此時演員的細緻出演和容貌變化,變成了我們眼前的全部:Sean靈動的大眼睛一天天凹陷,目光變得黯淡,身體逐漸從瘦削變得骨瘦如柴,直到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輸液延續生命。

對觀眾來說,目睹一個年輕又熱情的生命逐漸消逝,是殘忍的,而Sean也沒有帶著笑容離開,他沒能活著看到勝利的那一天,這或許是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來說最絕望的事。這種絕望,蔓延到了電影最後的十幾分鐘令人難以脫身:Sean的母親是在最後這裡才第一次出現的,她溫柔、低調、話少,兒子半夜離世後她也很快接受並馬上開始安排後事,完全沒有想象中應該會出現的悲慟——她早已料到這一天的到來,或許已在腦內想象好到時會怎麼應對。而這種無言和平靜,更加重了電影尾聲中絕望的氣氛,讓我不禁想,坎皮略本身對當時ACT-UP的行動是怎麼看的?

當然,電影本身的基調是帶著回憶的光芒、如夢似幻、熱情而無畏的。但ACT-UP到底成功了嗎?它在紐約成立的初衷,是「終結愛滋危機」,那麼現在看來,這個目標的確達到了。在雞尾酒療法顯著降低艾滋發病率以後,ACT-UP時至今日已經不算是一個活躍團體,更多的艾滋機構的平權運動側重回到了婚姻平權與政治平權。其實從Nathan加入ACT-UP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他在一次聊天中提到自己是因為一位前任感染後失去了聯繫才加入的),其實這個組織本身的驅動力還是比較小資的:它考慮的是某種特殊身份人群的特殊性和劣勢,以此來獲取其他人群的同理心和認同感。可是以此為基準展開的社會運動,遲早都會陷入同一個瓶頸,那就是人的身份是可以無限細分的,比如黑人要求平權,黑人中還分成男性和女性,性別也需要平權,這樣細分下去,只會讓人群的內部產生矛盾,讓組織成為一盤散沙——這在電影裡也有刻畫,ACT-UP的矛盾似乎很大程度都來自內部領導人的不合,而不是醫藥公司或者政客。如果真的是利用其他人群的同理心,總有耗盡的那一天:Nathan如果沒有和Sean在一起,很難說他會堅持到行動的哪個階段;而對於更多普通的人來說,不管是出於同情還是道德上的考量做出的支持,都會在「我的生活也有很多困難,實在是無能為力了」那一天無奈抽身,因為這個社會是這樣運作的,站在金字塔頂的人不費吹灰之力就享受萬貫之財,而涉及到生活最細微方面的困苦,承受者是每一個普通人。

一個社會活動團體,它最終需要挑戰的是制度本身,而這種挑戰,僅僅靠很特殊身份的一小群人是很難做到的。2014年英國有一部電影叫《驕傲》就是個很顯然的例子,當時的英國不論是工人罷工還是同志平權都遇到了不小的阻礙,直到兩個團體開始合作,才獲得了一些不錯的成效。這對ACT-UP來說也是一樣,紐約的總部在活動後期也分為了激進派和求和派兩個派別,組織的行動其實已經很難順利展開了,是科研產生了突破才終結了這場危機。但時至今日,即使感染艾滋病毒可以靠藥物控制,並不意味著會馬上惡化,但稀缺的資源(只有極少的工廠可以生產)、高昂的價格、複雜的醫保制度都讓許多人無力承受。這聽上去和其他絕症患者的待遇並無二致了,而這正是急需團結更多非艾滋患者群體的原因,因為最終需要挑戰的,是以「保護專利」為由而限制藥量提高藥價以幫助藥廠牟取高利潤的法律,是幫助保險公司制定霸王條款不予理賠的法律,是這個金錢至上的制度。有人說《120》的前後兩段從社會運動變成了兩人關係,視角收窄了,其實這正和ACT-UP本身的性質有關,它沒能在社會運動上更拓寬一步,而作為一個外來者的坎皮略來說,從積極參與到努力拯救一個生命的過程正是很多人的經歷。他或許並沒有對ACT-UP當時的策略有鮮明的態度或評價,只是遺憾Sean失去了年輕的生命,但電影的整體結構和走向正說明了這種遺憾的根源所在。

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故事嗎?它只是按照時間順序,樸實無華地記載了一群人的一些對話和行為。但是,如果沒有《120》,很多年後,或許會聽到有人說,「我以前也是ACT-UP的一員,我記得有個成員,叫Sean,死後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一個會議現場,當時場面很震撼,那些官員都嚇呆了…」 Sean或許是因為成為了一罈死後也繼續吶喊的骨灰而變成人們記憶裡的鬥士,但對羅賓·坎皮略來說,拍攝本片復刻了這些鮮活的人生,Sean「是女王,是戰士,熱心腸,他是最有勇氣的人」,電影把青春最美好的一面永遠地定格在了銀幕上。而對我來說,《BPM》會是很長時間以內最難忘的一次電影體驗,自己或許一生都無法有這樣的機會為自己為他人毫無保留地鬥爭,但能隨著影片,和他們在90年代的巴黎轟轟烈烈地度過這兩個多小時,看到最卑微的塵埃也會發光,看到化成灰燼也要高聲吶喊,看到自己手裡的力量,沒有什麼比這種感覺更振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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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米粒電影院


參考片目與資料:

A Timeline of HIV and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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