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首席指揮家》影評：首席指揮家：披著女權外衣的闖關瑪麗蘇
首席指揮家影評荷蘭電影《首席指揮家》是近期引進片裡質量不錯的一部。勵志、熱血、年代戲質感十足。但是如果深究起來，主打「女性主義」的本片仍然有著這一系影片的常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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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首席指揮家》是一部出現在正確時代的正確電影。
簡單來說，它講的是世界第一位女首席指揮家安東尼婭·布里克在男人佔絕對領導地位的古典音樂屆的奮鬥史。
布里克是一個出身寒微的私生女，她跟隨貧窮的養父母漂洋過海從荷蘭移民美國。在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的1920年代，社會對她的期待是找個男人嫁了，再生下一串孩子。可她的選擇不僅是追求一份獨立的事業，而且還是成為對當時女性而言難於登天的交響樂指揮。
從對男性言聽計從，到指揮一整個樂團的男人，這種對立為故事提供了足夠的戲劇性。
在長達138分鐘的篇幅裡，女主角幾乎無暇喘息，全程開足馬力攻克著一個又一個阻礙其成為首席指揮家的困難，從拜師、入學，到戀愛、尋親、歐洲成名，再回到美國奮鬥，密集的事件撐起了影片的全部，觀眾很容易迅速代入打怪升級的節奏，並在主角一次次與各種厭女症的男性角色交鋒時感到同仇敵愾的爽快。
這個底層移民女孩，身上貼滿了「邊緣」的標籤，它們把她作為一個人的可能性無限縮小。而她熱愛的音樂藝術，則是人間一樁不問出處貴賤的美好。雖然是有真實人物原型的影片，所謂「結局」也不甚意外，我們依然會跟著主人公每一次小小的勝利而激動、會心。那種飽含天真一根筋的熱血，就是令人嚮往的成人童話。
02
可惜的是，在高密度的勵志事件之餘，《首席指揮家》沒能呈現出完整立體的人物畫像。
本片編劇兼導演、荷蘭女導演瑪利亞·彼得斯意不在拍攝一部忠實而嚴肅的傳記片。她集齊了女權、性騷擾、跨性別等時下最具話題性的元素，雜糅而出的，其實是一部「爽片」。
她似乎並不真正關心主人公作為一個人，以及一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到底有著怎樣的內心風景，我們只看到目標和事件，卻很難捕捉到主人公在朝著夢想靠近的過程中心智與情感的發展變化，或是她在藝術上追求的昇華。
甚而連貫穿影片的愛情線，也走的是瑪麗蘇路線。抱有音樂夢想的貧寒女孩，遇上出身世家、從事音樂經紀的多金帥哥，二人從歡喜冤家發展成戀人，卻因女主追求指揮事業分開，但在女主回到紐約發展山窮水盡的時候，帥哥又默默地四處聯絡，最後請出第一夫人站台，從而成就女主執棒的紐約女子交響樂團。
帥哥之於女主，就像大部分邦德女郎之於007，是一個「好看」的點綴，他只負責無條件的癡情。二人的戀情發生得迅速而突兀，而當女主選擇遠赴歐洲拜師的時候，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對男友的留戀。只有在孤獨受挫時，才想到給對方寫信，並在得知對方訂婚的消息後突然狂躁暴走。
我們甚至會懷疑，女主到底有沒有愛過這個肌肉發達得要撐破襯衫的癡情男。恐怕多半是沒有，因為影片對於這樣一個貫穿始終的重要角色的描寫，也是扁平而乏善可陳。他更像是個憨憨的工具人，來填充女主愛情的履歷，並在關鍵時刻助其一臂之力。
一部圍繞人物展開的電影拋棄了對人物的探索，很容易令人感到不知所云且審美疲勞，更無法對她每一個行為的動機抱有理解和關切。
影片以近乎八股文式的齊整對仗，對女性處境進行了符號化的敘述，如影片首尾女主成功前後與男性在台上台下位置的對調，鋼琴教師對其騷擾不成反咬一口並斷言「女人的位置就該在下面」的諷刺等等。
而女主的形象，也因為缺乏細緻的描摹，僅僅呈現出暴躁而捉摸不定的一面，彷彿只有打破傳統的溫柔，靠近男性身上的霸道和獨裁，才能讓她登上指揮台變得順理成章。
03
在Me too運動的背景下，這部電影和許多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作品一樣，撞到了正確而討巧的題材，也得到了不錯的風評。
但說到底，當我們在電影中談論女權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呢？其實，近觀相當一部分影片，就會發現政治正確本質上只是另一種包裝優雅的政治，那當中也暗藏著許多陷阱。從社會文化強加給一個性別的刻板印象中掙脫出來的方法，不該是向另一性別的刻板印象的轉換。這樣非此即彼的輪轉，終究是以暴制暴且傷人傷己。
私以為，電影所能提供的「最女權」的東西，就是真實地描繪女性。無論是她們的痛苦、軟弱、卑微，還是智慧、才華、勇敢，都毫不迴避地去探索，不羞於展示人性最私密而曖昧的形態。
近年有兩部令我印象深刻的女性電影，都由伊莎貝爾·於佩爾主演，分別是《她》和《將來的事》。兩部影片雖然風格大相逕庭，但都貢獻了極具特色的豐滿女性形象。前者是遭到性侵的女企業家復仇記，後者則以淡雅的文藝片格調，講述了哲學老師有問題中年失婚後的掙扎以及對自我進行的智性的救贖。
這兩部影片裡的女主都擁有獨立完整的人格，也有著非常明顯的弱點，都經歷過變故，圍繞她們的男性有的可愛有的可恨有的可憐——正像她們自己一樣。而她們帶著創傷努力活下去的姿態，才分外動人。
據說由於角色的爭議性，《她》在選角時被眾多好萊塢女演員拒絕，最終定下了63歲的于佩爾。某種程度上，這也體現了美國和歐洲在今天的語境下對女權的不同理解。
又如早在Me too運動之初，法國國寶級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就曾在《世界報》上反對美國的一刀切做法，她認為好萊塢的做法已經令人們噤若寒蟬，傷害了「調情的權利」。而這位已過80高齡的女演員早在幾十年前，又曾與300多名各界女性聯合上書要求墮胎合法化，被同一份法國報紙稱為「343個婊子的宣言」。
這裡無意討論女權運動的方向與邊界，只是回歸到作品上來說，電影有別於政治，它應該首先承認女人是人，在這個前提下去呈現女性生而為人的複雜性和可能性，而不是去展示「女人該有的樣子」。
同樣地，性別平等也不是女兒國式的反轉烏托邦，每一個精彩的女性故事裡，如果男性缺席，也難以成立。討論男性在刻板印象下的不自由，對女性有重要的意義。
《首席指揮家》在女主成功舉行了女子交響樂團演出的勝利中高亢結尾。緊接著屏幕上出現一段文字，大意是人物原型安東尼婭·布里克的紐約女子交響樂團只堅持了數年就被迫解散，她本人雖一生致力於女性在古典樂屆的發展，但從未成功受聘成為任何樂團的常駐首席指揮家。
這段令人洩氣的事實補充，與影片的一路高燃恰恰無意中揭示了這個女權作為政治符號被濫用的時代的真相，其諷刺性遠深於那138分鐘的偶像劇。
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職場、資產、社會地位、家庭承擔等各項調查的結果顯示，與十年前相比，其實我們離平等反而更遠了。女性主義被大量談及，它成了一種時髦，一場聲勢浩大的秀，但它並不對應現實，甚而還常被利用，不易察覺地延續並擴大著性別的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