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水漾的女人》影評：：在沉默與訴說中接近城市的歷史與真實
水漾的女人影評
《水漾的女人》（Undine, 2020）是德國導演克里斯蒂安·佩措爾德（Christian Petzold）的最新作品。影片在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第4天展映後引發熱烈反響，最終以場刊3.1的高分位列主競賽單元第3位，並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水漾的女人》化用了常規愛情電影中多見的諸如一見鍾情、生死相戀、心靈感應等元素，以神話般的結構，講述了一個動人的、當代都市愛情故事。影片中純淨的愛情表達，在當下愈發政治與概念化的電影節影像創作中顯得有些少見，這也是其能收獲好評、引發熱議的重要原因。但我們卻很難僅僅在純愛片的框架中對《水漾的女人》做簡單的談論。至少，佩措爾德讓他的女主角以一位歷史顧問、一位城市發展講解員的身份出現時，便注定了歷史的聲音在影片中的重要在場。
影片中，愛情甚至只是陪襯，或是歷史的替身。這使得水漾的女人對柏林的講述變得複雜化，因為我們無法分清，她到底是在講述城市，還是她自己的愛情。水漾的女人細膩的聲線既是對過去的深情回望，也代表了將歷史拉回當下的無望的努力。一如影片開場，她在咖啡館的露天攤位上，面對前男友時迫切想要完成的。此時的她是如此歇斯底里，正如德勒茲在《弗朗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一書中提到的，歇斯底里一詞是與潛在時間的對應，它獨立於現實，暗含一種滯後性。這種滯後也體現在城市建築上，因為它們既是當下愛情的承載者，也是過去歷史的紀念碑。
於是，當水漾的女人第一次在城市發展局的展覽館講到東西德那些地標性歷史建築的時候，歷史與現實立刻發生了勾連——在一大批群眾的見證下，一個特寫的微縮模型在瞬間指認了她與前男友的關係。隨著鏡頭中水漾的女人的瞳孔慢慢放大，我們得以窺見，記憶是如何以宿命般的形式地浮現到現實中的。看看那位在露天攤位上喝著咖啡等待結束一段感情的男子，於他，公共空間與私人生活是如此緊密地交織著。
過去始終沒有被忘記，在水漾的女人的講述中，官方敘述的聲音總是倏然而至，像一記重拳打進當下看似稀鬆平常的生活裡，為我們留下隱隱作痛的凹坑，或是歷久彌新的疤痕。於是，《水漾的女人》再一次被佩措爾德納入到了自己關於德國記憶的整體創作譜系裡。借助這個當代愛情神話，他讓那些縈繞在德國人心頭的歷史在沉默中醒來，成為影像中無法被忘卻的紀念品。城市、歷史與聲音一直以來是都是理解佩措爾德作品的三個重要的坐標系，將《水漾的女人》置於這一新的認知框架中進行理解，我們將會發現，這部影片有著比我們想象得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與影像魅力。
一、沉默的城市與不斷訴說的柏林人
柏林的城市空間被佩措爾德分層了，這暗示了柏林城的歷史現實。影片中，水漾的女人用四個微縮模型串聯起了曾經的東德與西德、柏林的過去與現在——從20世紀初期一直到21世紀將近一百多年的時間。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這座曾被高高築起的柏林牆分割開的城市又被重新黏合起來。如今，城區裡新興的高大建築讓歷史的面孔變得模糊。如果沒有專人講解，似乎根本不會有人記得，或在意這座城市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記憶和訴說的重要性被重新凸顯，它們讓柏林人得以不那麼善忘。佩措爾德之所以讓講述成為水漾的女人的職業動作，也是為了強化這一點。
我們注意到，正是依靠記憶與訴說這一套內刻與外化的動作，她才從過去的創傷經驗中抽離了出來。比如，在得知要介紹自己並不熟悉的洪堡論壇時，水漾的女人被迫去完成的一個動作，就是不斷複述那些筆記本上的介紹文字。因為只有這樣，她才可以把那些歷史的信息牢牢刻進腦子裡，並將它們完全內化為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語言輸出。於是，出現在展館中的她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代言人，她作為官方話語的轉述者，向來自世界各地的群眾發聲，其中也包括電影觀眾。
我們正是在她的講述中才慢慢了解了柏林複雜的歷史變化——原來柏林的核心區域形似狗頭，總面積約90平方公里，它被城市中四面交織的列車線包圍著，大概佔據了柏林總面積的十分之一。而現代柏林城市邊界的最初敲定，則可以追溯到1920年的大柏林法案，該法案將柏林附近的村鎮和野郊併入城區，使得城市人口翻倍，開始了這座城市的現代化進程。
如果說水漾的女人的講述提供了回顧過去歷史的契機，那麼遺留下來的建築實體和城市空間，顯然才是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政治變革和社會演變的直接物質證據。佩措爾德正是通過對城市空間的直接展示實現了對歷史的重新複寫。凝視著展廳裡的第二個微縮模型，我們可以發現東柏林的建築有著與資本主義的西柏林截然不同的風格與形態，那些彩色塑料的外觀使其顯得親近而可愛，表現了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理想並沒有被人們忘記。
其實，在1991年德國統一之後，柏林的城市發展重點就放在了之前的東德內城。當新的社會力量進入到了曾經對立的意識形態空間，過去並沒有完全被當下掩蓋，就像那些新生的建築物被標記為棕色的模型，與曾經的白色建築區分開來，這使得彼時寬鬆的城市規劃變得擁擠和膨脹，也顯示了當下柏林真實的城市狀態。新的發展速度擠壓著人們過去的生活空間，新的社會問題也不斷凸顯，城市的現代化發展並沒有實現對美好生活的承諾，因而人們更願意矚目過去，變得戀舊和沉默起來。
就像水漾的女人，她在工作環境之外的大部分時間都選擇閉口不語。坐在露天咖啡館中的她，甚至講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只能在點頭或搖頭中向男朋友表情達意。在這一被長時間的凝視和停頓填充的場景裡，水漾的女人始終在重複著那句「我需要見你」，她對前男友措辭的糾正近乎無理取鬧，這也顯示了她在當下的語言系統中無法找到合適的語言與人交際。
喬治·斯坦納在《沉默與詩人》一文中指出，人們選擇沉默，無外乎語言無法表達自我。語言抵達了自己的邊界，因為有一些超驗之物是無法表述的，那是屬於神性的領域，只有靠光、音樂或是沉默才能觸及。
當然，沉默也可能標誌著與語言的徹底決裂。當語言遭受汙染，失去其人性化的力量，人們便只能選擇「自殺性的修辭——沉默」。水漾的女人的情況正接近後者。她不滿於分手的現實，將自己封閉起來，在過去尋找著寄託。這類似於《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2003）中的情節，想要逃避現實的人只能選擇繼續做夢，或是沉默不語，她所能表述的只有過去。
其實，東德的歷史是佩措爾德、以及當下很多德國電影在創作中經常會觸碰到的一個問題，在德語中甚至專門有一個詞來形容它，也就是所謂的東德情結（Ostalgie）。這一情結被指認為一種懷舊的情緒，它源自於對當下的不滿，以及對過去美好歲月的懷念，即試圖重獲東德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高福利體系和鄰里和睦的社區生活。
因為，集權統治下的民主德國雖然意味著保守與禁錮，但同時也意味著保障與安全感，寄寓著市民們曾經的理想。這種對於過去歲月的迷戀，也可以被表述為鄉愁或者懷鄉，它們在藝術創作中經常出現，並往往具象為一個可見的物質實體，如塔可夫斯基在《鄉愁》（Nostalgia, 1983）中表露的對俄國故土的思戀。
而對於水漾的女人來說，這個實體就是那個過去的戀愛對象。當然，懷舊只是一種隱約流露出來的心理，一個人無法永遠活在過去，城市的現代化發展總是前進式的，新的建築不斷出現，愛情也是如此。所以，在咖啡館內魚缸炸裂的那一刻，溫蒂尼遭遇的並不是一場意外，而是一次短暫而永恆的現代性體驗，她由此發現了自己的未來——由愛情萌生的未來。
二、現代化的陣痛與深水層的真實
佩措爾德在影片中有意將柏林表述為一個被水孕育的城市（柏林這個詞本身就有沼澤或沼澤中的乾地的意思）。其實，水流一直都是佩措爾德電影中相當重要的元素，如《耶拉》（Yella, 2007）中的兩場落水戲，我們無法分清耶拉在電影中究竟是死了一次還是兩次，水面模糊了生與死的界限。《水漾的女人》中的水流繼承這一隱喻指向，並減少了其中死亡的比重，放大了其暗含的新生色彩。水流帶來的是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存在的陣痛體驗，而在陣痛之後出現的則是新的發展。這正是影片裡水漾的女人在與水流的親密接觸中獲得東西。
魚缸炸裂的玻璃碎片在她的身上扎出了鮮血，但也讓她結識了克里斯托弗。身體上的疼痛預示著她在愛情上的成長，她終於勇敢地告別過去，跨入了下一段愛情。水漾的女人這個名字在德國神話中寓意著水精靈，這意味著她只有在水中才能發現真實的自己，並在環境中獲得認同。
所以，我們可以將她與克里斯托弗的相戀視為一個尋回自我的過程，因為克里斯托弗潛水員的職業設定注定要讓水漾的女人不斷回到水中。影片用水泊中的相視一笑為二人定情，隨後就轉向了克里斯托弗工作的西柏林水庫的深水層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從事的是一份水下修復的工作，而他提供的修復也是對於水漾的女人而言的。如果說此前的水漾的女人因為無法忘懷舊情必須活在過去的話，那麼和克里斯托弗一起回到水中顯然讓她回到了現時。
但回到當下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對過去的遺忘，歷史在這裡只是以另一種方式被銘刻了，即不是用官方話語生硬地反復言說，而是使其進入到個人記憶的深水層。對於過去，我們不必強迫讓他人去相信什麼，只需要讓自己知道曾經發生了什麼，以及以後該怎麼生活，這也是私人記憶區別於宏大歷史的價值所在。
正是在私人記憶中，我們才可以觸及到歷史的真實。就像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阿所說的，「記憶與歷史遠非同義，其實是背道而馳。記憶是生命，由活著的社會產生，而社會也因記憶之名而建立。」關於記憶的這一觀點，在影片結尾得到了確證。在水漾的女人離開之後，克里斯托弗在水下再一次發現了水漾的女人的身影。這一次的相遇讓他輾轉難眠。
終於，他從現在的愛人身邊起身離開，獨自下沉到深水層中希望與水漾的女人再續前緣。我們看到兩個人的手緊緊地牽在一起，從中傳達的親密感讓人誤以為他們是把水下當作了自己的墓碑，要在這裡長眠、廝守。但是，克里斯托弗做出了打破我們預期的舉動，他最終決定從水下回到地面世界，陪在那些還活著的人身邊，而溫蒂尼則只能在他的記憶深處占據一個重要的位置，就像他手中握著的那個雕塑——她成為了一個紀念品。
此時，我們已然可以窺見佩措爾德對於歷史的態度，即讓過去的過去，讓當下的繼續發生，這才是每一個生存在世的人要學會的處世哲學，永遠活在過去的人是終究沒有出路的。
在水漾的女人的講述中，我們得知謬倫達姆橋橫跨施普雷河的地方是現代柏林的發源地，但其作為母腹，如今已經不是這座城市的核心區域，這同樣預示了現代化發展過程的周折與殘酷性。
面對歷史進程，個人可以通過反復訴說，將其銘刻為流行的神話，但也可以在銘記之後繼續保持沉默，使其成為更具生命力的個人記憶。這是佩措爾德為當下柏林的發展寫下的深刻寓言，也是我們每個人在面對個人與歷史問題時應該踐行的重要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