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李察朱威爾事件》影評：被製造的正反形象兩極，狂歡的虛構傳播鏈

耄耋高齡的東木老爺子（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依舊高產，先後帶來《騾子》和《李察朱威爾事件》。

前者帶著鮮明強烈的個人風格、寶刀未老，後者則像是潑給喧囂語境的一盆冷水、一針鎮定劑。

《李察朱威爾事件》戳中了諸多敏感議題，吃人血饅頭的女記者狂歡式製造熱點，不作為甚至亂作為的破案者苦心羅織莫須有的罪名，路人們對非成功人士的刻板印象乃至隱形歧視，匯總在一起讓難以置信的荒誕故事成真、形成了巨大的悲劇漩渦。

是非真假對錯善惡都裹挾其中，清白難辨、真相難言。

很諷刺也很銳利，但電影的呈現方式毫不說教、甚至捨棄了尖銳極端的表達，以某種不動聲色的面貌完成無言控訴和反思。

製造正反形象兩極

彼得·伯克在《製造路易十四》中，追溯十七世紀的「形象製造者們」如何以意識形態等等模式「營銷」製造路易十四的公眾形象。

真實的君王路易本人和大眾視域裡他的「太陽王」形象標籤，未必等同為一。

「製造」這個關鍵詞，在大眾文化傳播過程中變得更為核心。

《李察朱威爾事件》電影中，他大起大落的身份變更、輿論形象變化，都是「製造」這個詞背後的野心所驅動。

誰在製造正面的「保護者朱維爾」、負面的「犯罪者朱維爾」這兩個虛化的形象？

破案者和女記者是兩大重要推手，他們還有著無數的主動的被動的、知情的不知情的合謀者。

電影中，朱維爾的身份經歷了兩次非常有意思的大轉變。

其實他並沒有變，但輿論對他的需求有了變化。

亞特蘭大奧運期間公園發生爆炸，這個時候輿論需要一個正面保護者，於是「第一個發現炸彈的人」被推上了領獎台。

這次事件中，必然性是他一貫的軸性認真，偶然性則是一系列隨機事件，多層因素作用之下，原本被嫌棄被嘲笑被驅趕的朱維爾終於最大程度發揮了自己的優勢，被讚譽是他應得的褒獎。

炸彈即將爆炸、分秒必爭生死存亡的時候，同事還要拼命找機會說「我以後再也不笑話你了」，事後路上來來往往的人都向他致謝。

路人的良善和感激都是真的，但「焦點化」的鮮花和掌聲，都深埋著不真實的隱憂。

很快，發自內心的誇獎就變成了資本的商業行為。

他被「典型化」為正面反面的極端形象，先是被迅速包裝成一門生意、後是被當成獻祭的替罪羔羊。

前期他們要製造城市的保護者、後期他們要製造兇手，同樣一個人，被這樣製造成正反兩極互相矛盾的兩個極端形象、兩種極端標籤。

電影中無能的破案者憑藉無憑無據的猜測，就將他標為頭號懷疑對象。

女記者更是憑藉肉體交易獲得這一消息，罔顧媒體倫理大肆渲染、炮製熱點。

滿城風雨，一個無辜的英雄、瞬間成了過街老鼠。

特別諷刺、特別毛骨悚然。

女記者回到辦公室的瞬間，全體人員起立、熱情鼓掌，她如痴如醉心滿意足飄飄然。

一句指責都沒有，她舞得越張揚，無聲的打臉越清晰。

電影之後安排了一場她的痛哭。

但這場懺悔是真誠的嗎？

幾個細節很值得注意。

新聞發佈會上，人群中的女記者應聲淚下，她抬手擦眼淚、鮮紅的指甲過分搶鏡。

紅色指甲油才是靈魂。

從敘述角度說，此處是男主媽媽的主場，但電影給到女記者的鏡頭裡，「她哭泣懺悔」的內容也是她這條角色線的重頭戲。

淚水就是她無言的澄清悔過書。

眾所周知痛哭流涕求原諒的場合，不適合濃妝豔抹。

那濃豔的一抬手，瞬間對她的誠懇形成消解。

或許你會說，這個角色妝容風格一貫如此，濃艷的指甲顏色不能說明什麼；請注意，如果不希望產生「濃妝破壞哭泣贖罪畫面」的效果，這個短短的鏡頭裡完全可以不讓女演員抬手擦眼淚。

就讓眼淚洶湧落下，效果反而更真誠。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與其說她是因為一場真相揭曉而痛徹心扉、自責不已，不如說她又一次變成了情境動物，被悲情的情境所感染。

從前她是主動炮製敘述情境、販賣情緒的參與者，如今她是被動接受情境、被裹挾被感染的接受者。

上帝視角的觀眾清楚知曉是非對錯善惡，局中人卻都是被情境裹挾的可憐蟲。

這樣洶湧的不全面的碎片化「高光」傳播中，上一秒洋洋自得、在人生巔峰手舞足蹈的女記者，良心發現的懺悔未必能洗清她的罪責，加害者的身份也未必會保護她不淪為下一個犧牲品。

缺位的荒唐職能，狂歡的假象傳播

電影沒用任何一句台詞罵破案者是飯桶，但故事的效果卻如同全程指著鼻子罵：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酒囊飯袋，又蠢又壞。

從家中翻檢物件的畫面，一面沉痛、一面嘲諷。

這套所謂的專業流程越複雜、越正經、越煞有介事，本質職責就越離題萬里。

大費周章折騰，連基本的非專業人員都能判斷出的「他不夠時間走到那裡打電話」的常識都不顧。

程序上的專業，對應著連常識都不顧的荒謬。

這正常的日常的嚴肅的「專業」流程下，是多麼荒誕又憤怒的不專業可怕深淵。

男主沒有結婚，和母親一起生活，母子二人的日子非常溫馨、幸福，但在傲慢與偏見的刻板印象中、這卻變成了「犯罪證據」：失敗者才和老媽一起生活。

個體的感受是具體的、特殊的、難以一刀切統一規定的，面向群體的講述卻總喜歡將其簡化、類型化、模塊化：和媽媽生活在一起的曾經被開除的胖子，哪怕有發現炸彈的英勇實錘，也依舊被波上頭號嫌疑人賊喊捉賊的髒水。

母子二人遭此飛來橫禍，在漫天漫地的困境面前，男主母親最打動我的表演，是她跟在搬走證據收納盒的人後面，哭得像個孩子。

三觀基石全都碎了，對世界所有的認知都被顛覆。

偵辦者只想破案交差，找不到罪犯、查不出進展、完不成KPI，所以要拿眼前人頂缸，進行有罪推論、甚至企圖誘騙他朋友認罪。

報道者只想萬眾矚目，不問是非對錯、不問新聞倫理、不問媒體良知，每一份報紙都染著無辜者的鮮血、舞得那麼歡快。

電影自始至終也沒有啟用抽象的指控（除卻律師衝突時的零星話語），但將醜惡嘴臉表達得特別具象，活生生刻在人性的恥辱柱上。

舒心結語

《李察朱威爾事件》是那種讓人害怕且心碎的電影，一個恪盡職守的人終於實現了價值，保護了很多無辜者的生命。

為他加冕的人，卻迅速偏轉向攫取「成功者紅利」的路徑。

本該保護他感激他的人，瞬間將黑洞洞的無形槍口對準他。

人是複雜的造物，事情是千絲萬縷的過程，攫取片段、斷章取義、放大甚至扭曲某一特性的傳播模式，多麼像毀滅而不自知的狂歡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