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方形》影評:帶你從視聽語言入手,深度分析為何給這部片打滿分?
方形影評《方塊》:連結斷裂之後的社會圖景
By Issac(文慧園路作者,本文發於文慧園路三號公號)
「他只是個正常人,只是想過自己的生活而已,然而,這正是可怕之處。」——克拉斯·邦語。
有一次在台北美術館看展,Faint Light Dark Shadows,光影藝術。其中有一件裝置是一個暗房,按照設計,你走進去,伸手不見五指,一片漆黑,一直走著(其實我甚至連路都不知道在哪裡),慢慢地,會看到牆上的那些特殊攝影開始顯現。我走完後——什麼都沒看見。我發誓,我很用心,眼睛都瞇起來了,但還是什麼都沒有。正想著要不要再去走一次,但看到遠處似乎更鮮豔有趣的,我又跑開了。
其實看《The Square》也是這個理。首先我得表態,我很不喜歡《自由廣場》這個譯名,眾多中文譯名中,還是《方形》或《方塊》最得我心,哪怕是《魔方》在可能誤引向與cube(魔方)以外,也把注意力分散到了「魔/magic」這個字上。中國人翻東西很容易也很喜歡加入自己的理解,以此表示自己懂了明白了,有時表達效果可能達到了,但傳意卻是弱了,也縮小了原對象的範圍(因此,「自由廣場」無疑最不「自由」)。Square就是square,對應過來方形/方塊,就是方形/方塊,至於要加什麼前綴後綴都是讀者腦海中的事,像中國山水畫裡,除了玄色,剩餘留白,也正如電影對一切解讀都是開放的,所以以下的想法也都是個人觀點,和大家分享交流。
在北大看的電影,有時候現場觀眾的反應可能會比電影還有趣,這也讓我的同伴觀影結束後直跺腳。後來回程路上寫了以上短評,觀念、主題以及諷刺意味,彷彿掌握了中國電影乃至世界電影生殺大權的豆瓣青年已經說得很多了,但在「豐富多維」和「風格」上,我想多說幾句,以作補充。我的思考及分析思路是以「連結(connection)」為關鍵詞,探討影片客觀呈現出的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斷裂後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現象及後果,我將之歸納為「冷漠」、「失語」與「狂躁」,其間也會對一些有關認為其片段式拼接、雜亂無章、缺乏邏輯等評價作出回應。
可能有些讀者沒看過該片,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故事,儘管我覺得這在本片中並不是最重要或出彩的地方。當代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正在籌備藝術品「the square(方塊)」的展出,期間遇到了美國記者安妮(伊麗莎白·莫斯)並與她有了露水情緣。克里斯蒂安在一次好心幫助呼救路人過程中,反被偷了手機、錢包,又在下屬的建議下作出了給貧民街區的人寄恐嚇信的方式,不曾想卻招惹上了一個不一般的小男孩。。。
冷漠
這裡不得不先說《方塊》的視聽風格。片中絕大多數鏡頭是長鏡頭,幾乎一景一鏡,水平固定機位,景別很小,多用中景、特寫,偶有展現環境的全景(如出現了三四遍的X-Royal Museum)。
大量現代和後現代文藝向、實驗風格的電影,特別是歐洲電影,包括短片和視頻藝術,會不同程度地採用多變的機位和手持攝影,比如去年多倫多電影節和特柳賴德電影節都有參展的《烏娜》,導演長居冰島,全片大量手持攝影,很典型的北歐風格。
但《方塊》中的鏡頭固定甚至刻板到從不將就人物,有時與主角對話的人物都是在鏡頭之外,只有畫外音以及主角人物的表演,而景別之小,也讓你看不到環境,只能聚焦於銀幕上的那個人。包括二人鏡頭也未採取常規的正反打和過肩鏡頭,而是長時間的停留在一方,偶爾會似乎迫於無奈的才將鏡頭轉向第二個人。這也就造成了低頻切換鏡頭以及大量長鏡頭,嚴重區別於好萊塢通過各種鏡頭機位和景別的變換營造的零度風格,又完全不同於同樣帶有實驗性質並以風格化長鏡頭名聲大噪的《路邊野餐》這類影片。而這樣的運鏡方式也就限定了演員的表演區的窄小,進而對台本功力、表情等要求更高,對演員演技是很大的挑戰,所幸片中人物都完成得很出色。
看似是放棄了在形式上大做文章,但後半段中的似乎永不窮盡的螺旋樓梯在被很多人喜愛的同時,也顯示出導演和攝影並非沒有這個能力或想要省力氣。對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的採訪中,他也透露過,有時為了拍一條台詞都要嘗試50多遍,來追求自己理想的效果。
聲音方面,最為引人注意的是空靈的歐語男聲吟唱,輔之古典意味的恢弘的管弦樂,這毫無疑問在渲染情緒氣氛的同時,更是為了貼合電影本身相關藝術的題材,一切都因當代藝術展覽而起,一切都發生在一個當代藝術策展人身上。如果是北京哪怕紐約的任何博物館都不會與這種風格相關。另外便是十分刻意的環境音。要是說大街上、購物商城的環境音平淡無奇的話,那克里斯蒂安塞恐嚇信時大樓裡的某一層的嬰兒啼哭聲和接連另一層的狗吠聲,則十分刻意、呆板、生硬了。
所以,電影在鏡頭上強迫觀眾聚焦於人物,通過畫外音、背景音等雖不切斷與環境的聯繫,但卻忽略了環境,或者說是對空間的架空,為的是讓觀眾只在乎「人」,被迫拉入「人」的處境,或困窘或憤怒或漠然。然而,由於空間上的缺失又降低了畫面的真實感,增加了觀眾與銀幕世界的心理距離,始終無法真正地移情融入進去。
在電影剪輯上也是對好萊塢式的分析性剪輯或心理學剪輯的反叛,看似降低了對觀眾的控制力,給予了我們更多自由和空間,但由於前面提到的鏡頭等關係,實際又極大的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強迫我們去看導演想要我們看的東西。這也導致部分觀眾會覺得無聊甚至不適,想要離開現場,這觸碰到了我們的心理安全界線。
在這樣一種若即若離的尷尬中,觀眾被迫忍受長達142分鐘的不連貫敘事,自然會有人不喜。但這也恰恰顯示了電影的態度,一種冷漠,一種電影並不在乎觀眾的冷漠以及一種鏡中世界恰也是現實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如若說視聽語言上並不敏感,那我們再看看故事上的冷漠。大街上有人求救,的確有人回頭,但他們也只是基於聽到突然的高分貝聲音而短暫停留,再後來「聲源」終於出現後,女生尋求幫助,但西裝革履的大家(服裝設計一定是有意圖的)保留了幾秒的好奇後,依舊步履匆匆。剛剛闡釋完自己的「the square」的概念後的克里斯蒂安終於出面,慶幸的是還有另外的一位路人也生出援手(但兩人在並未停歇的人流中是那麼的突兀與「不和諧」)。看似是都市中人性光輝顯現的時刻,在克里斯蒂安發現自己東西被偷後,這種假面和諧的美好圖景又被打破。而故事(如果說有的話)也就從這一刻開始。
另外更重要的體現便是人物們與流浪漢的關係。電影中不止一次地出現各式流浪漢的鏡頭,包括主人公在內的人們也都視若無睹地匆匆走過。不錯,哪怕聯想到我們自身,我們沒有辦法,甚至反感那些跑到地鐵上來乞討的流浪漢,我們的確對這種「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克里斯蒂安後來的話)」無能為力。導演何嘗不知?所以有了金髮小芭蕾少女夢兒被炸成碎片的新媒體廣告創意,目的是為了依靠弱勢群體吸引眼球與流量,來宣傳一個呼籲互相關愛、同權同責的展覽,而最後效果出奇地好。一切都是基於「傳播學理論」,理論正確指導了實踐,只不過是一個金髮小芭蕾少女夢被炸飛了而已。。。
失語
在人與人的連結斷裂後,產物除了冷漠外,還有失語。兩者不一定是先後順序,可能同時發生。這種失語,值得並非是病理學上的失語症,而是一種每個人都在說,每個人都可以說,每個人都應該說,但卻沒有人聽,得不到反饋,是一種完全無效的溝通交流,從而失語,人們被迫消音。
這一點在電影中是靠情境表現出來的。我之所以說是情境,是因為它不一定為敘事服務,幫助推動情節發展,甚至無益於人物角色的塑造,所以區別於情節。在片頭,克里斯蒂安接受安妮的採訪。這源於導演的真實生活經歷。魯本曾做過大學裡純藝系(Fine Arts)的電影教授,親耳聽到過同事對於這些「exhibition/non-exhibition」、有關藝術理論「bullshit」的牢騷,所以在這裡轉用到一次尷尬的採訪中。
克里斯蒂安所說的其實是阿瑟·丹托的「藝術界」理論,即藝術品之所以是藝術品並非是因為其本身的本質屬性,而是因為靠克里斯蒂安這樣的策展人、藝術家、博物館等認為它是藝術品,因為他們擁有藝術史、藝術知識等理由話語。通俗的也就是說,你要是有能耐把東西(不管任何東西)放進畫廊,那它就是藝術品,你就是藝術家。現代主義思潮中的杜尚以及其作品《泉》和後來的以安迪·沃霍爾為代表的波普藝術便是經典例證。這毫無疑問又聯繫著福柯的話語-權力結構。
然而,克里斯蒂安支支吾吾地解釋後,我不認為安妮就真的明白了,克里斯蒂安也並不認為自己能和一個美國人(其美國人的身份在片中也是重要指征)討論當代藝術。所以後來他在派對上、衛生間裡面對鏡子時,才會說出自己絕不會和這個女人上床,儘管下一個鏡頭就是他坐在了安妮的床上。
所以權力結構中分享的不同話語以及所處位置的不對等,也會造成溝通的低效、無效,進而失語。當然,這並不妨礙兩人物質或肉體上的利用,比如性愛。
克里斯蒂安準備博物館開展演講的時候,躲在衛生間一直練習。他想要尋求最佳策略以達到最佳溝通效果,讓信息傳播出去,幾番嘗試後他決定脫稿。實際演說時,似乎新策略不錯,大家都在認真聽,然而另一位工作人員招呼大家午餐時,話還未說完,眾人紛紛離開。相信很多人會想到下課前的幾分鐘,教室裡的躁動一樣。這最後惹得工作人員怒吼(這也指向我的下文,狂躁)。而憤怒後的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大家駐足,乖乖聽完再離開。
如果說前者的脫稿即興算是靈光乍現,那麼憤怒呢?哪怕是親人之間也是溝通不暢。克里斯蒂安和自己孩子的相處是有力的證明。不再贅述。
《方塊》中所表現的失語,指的並非是沉默,而是一種當代社會人們喪失耐心,喪失與人溝通的能力,更多是在社會文化以及心理情緒的層面。19世紀隨著攝影、電影等影像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到了現在的高度信息化時代,整個人類都被拖入了讀圖時代,文字、語言似乎喪失了原來的力量和功能,人們轉而依賴並追求眼球上的視覺文化。而高強度、高同質化的海量圖像,又迫使人們尋求更高級的刺激,後來的「金髮小芭蕾少女夢兒被炸成碎片」是對此最令人心顫的縮影呈現。
狂躁
冷漠和失語並行交叉發生,狂躁便是其結果,一種極端化的結果,是人的異化與退化,進而進入獸化。連結斷裂後,人便退化成野獸,但又不是自然的野獸。動物之間可能基於本能求生,會有關係,或合作或競爭,但在現代人類社會,相對地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資料豐富,人不必要有如此聯繫,一切圍繞著利己主義,而更廣泛意義上的人與人之間道德的、精神情感的連結由於沒有直接產出與物質體現,自然也就毫無價值。然而,但這種狀況惡化下去,引發的卻是災難性的禮崩樂壞。
克里斯蒂安拿回手機錢包後,正為自己的計謀洋洋得意之時,又被通知有第二個包裹,裡面是來自一個小男孩的「恐嚇信」。因為克里斯蒂安的「恐嚇信」,小男孩被家長誤會,不准他踢球玩耍,要求克里斯蒂安道歉。後者讓其下屬去應付,但依舊扛不住小男孩飛揚跋扈。男孩大發雷霆,推翻貨物,大吼大叫,終於惹得下屬發怒,期間,男孩說了一句「難道我連憤怒的權利都沒有嗎?」後來男孩尋上門去,找到克里斯蒂安,咄咄逼人,兩人爭執不休,克里斯蒂安甚至動了手,將小男孩退下了樓梯。因階級差異而導致的不作為和怯懦以及溝通無效,產生了失語現象,最終點燃了三個人的狂躁。
而值得一提的是,導演彷彿將每個人都立於「不敗之地」,從某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沒有錯,男主好心卻被偷,只想找回手機,下屬無法違抗上司,小男孩更是無辜,只因為收到男主的恐嚇信受到了懲罰,但問題還是出現並且無法解決,是因為失語,最後演變成狂躁,再繼續追問,果真只能回到男主口中的「都是社會的錯」。
除此之外,最震撼我是這部戲的高潮(顯然不是傳統戲劇上的)——餐廳裡猩猩的鬧劇。金碧輝煌,雕龍刻鳳的豪華餐廳裡,坐滿了喜好藝術的社會名流。每個人都身著長長的晚禮裙,筆直的燕尾服,觥籌交錯,相談甚歡。而等到最大的show開始,奧列格(泰瑞·諾塔里)赤裸上身,扮演大猩猩,全場躥騰咆哮,開始挑釁、攻擊賓客。隨著場面的失控,氣氛從好奇愉悅變為尷尬,變為凝滯,最後則是荒唐與恐怖。
扮演奧列格的泰瑞·諾塔里實際上上猩球大戰中的動作捕捉設計師,他專門研究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等各種種類的猩猩之間的行為差異,並模仿之。在YouTube上搜到了他研究中的視頻,看的時候我依舊心悸。
然而,早在開場前的男聲廣播中就已經解釋了這次行為藝術的觀念,讓大家都來扮演叢林中的動物,體驗這種殘酷的叢林法則,只是太過逼真。這種人到獸位置的轉換,撕扯下了精英階級的所有虛偽,排演了「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如果說片頭女生求助以及片中流浪漢的各種場景太過淺顯,那這次則是直接近乎暴力地露出了人類最原始的自私與野蠻。
到此還不夠,終於有人站出來,慢慢的大家群起而攻之,而鏡頭裡沒有奧列格,只有這一群穿著黑白西裝的男人,壓在他身上,毆打著他,面目猙獰。奧列格這個人,就彷彿實驗室裡實驗失敗的大猩猩,既然是失敗品,那就消滅他。
(這個鏡頭也很有意思,因為被打的object不在鏡頭中,只有施加暴力的subject,而且還是很滿的特寫鏡頭,那你們猜,承受暴力的是誰?嘿嘿)
這些中產階級或說精英階級,以藝術之名,自以為地帶著利他主義思想,去幫助方塊外的人走進方塊,喚醒方塊中的人權責意識,但通常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究竟是性本善的凸顯,還是只是為了被掩蓋了的優越感而追求慰藉的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滿足?恐怕片中的答案並不樂觀。
這種不樂觀一直持續到片尾。最後克里斯蒂安終於決定道歉,在少見的俯拍鏡頭中,他翻遍了垃圾堆找到寫有小男孩電話的紙條,雨水底下,彷彿是罪惡的他接受了上天的洗禮。
回到房間後打電話,無法接通,錄下視頻,又是兩句不離「都是社會的錯」(但他說的其實都很對)。最後親自趕往男孩家,上樓梯時電影也第一次出現了明顯的「炫技鏡頭」。畫面中,好似永遠都走不完的螺旋的樓梯,男主一直在走,樓梯也一直在動,但他始終處於畫幅的左上方,位置完全沒有動,暗示著他永遠走不出這樣的困境,始終原地踏步,而自我的救贖之路似乎也無法完成。最後,小男孩搬家了,一切無果。
這場戲有的人認為是精華段落,也有的人認為突兀而毫無邏輯、無法理解,甚至全片都是這樣。我部分贊成這樣的觀點,但這就要涉及其風格的問題。無數電影人和電影理論家追問過電影的本質是什麼,電影將走向何方。但不管怎樣,私以為電影藝術的最終目的都不會是邏輯敘事。正如同片中所點出的大地藝術,這是一種在現代都市背景下誕生並發展的藝術,而《方塊》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探討人與人之間關係連結的電影,它有著明顯的後現代風格與特點,側重的不是講故事,而是現象的描述與觀念的表達,所以拿傳統戲劇結構或者好萊塢故事派的套路來欣賞他顯然是一開始就注定會不滿而歸的。
再有一點從觀眾角度來看比較特殊的是中國與歐洲有著巨大的差異,社會進程以及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讓我們很難完全脫離現實主義去欣賞任何文藝作品,那種根深蒂固的影響是我認為哪怕在八九十年代以來現代主義思潮湧入中國並被迫捲入後現代時期雙線並行中也很難隔離開來的。
最後,我們也可以通過這次金棕櫚作品反觀中國電影中的表達,在中國電影工業未完全建立、以好萊塢為標準的類型片拍攝不成熟和內容至上現實至上的創作觀念為主流的背景中,中國電影本身有多大的空間和可能性來保護、發揮其自律性和本體性,進行不管是觀念還是形式上的當代性創新與表達,期間又要如何回應市場和大眾的壓力。
而作為觀眾,回到文初,有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更有耐心一點?好萊塢領頭的視效大片不斷升級視覺刺激、追求更深度的沉浸式體驗,觀眾由此變得懶惰和貪婪的時候,是否會需要那些可能「伸手不見五指」的作品?
想來這些都會是難以回答卻並不代表無意義的問題。
最後,以Rolling Stone上的一句評價作為結束語,「在《方形》中,你笑的時候,心卻總是痛的。(In The Square, it always hurts when you 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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