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燃燒女子的畫像》影評：歷史上，有些女性被「消失」了（官網導演訪談）
燃燒女子的畫像影評
1770年，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女畫家瑪麗安被委託為赫洛茲的婚禮畫肖像。赫洛茲剛剛離開修道院，但她對自己的這樁即將到來的婚姻並不情願。瑪麗安必須在赫洛茲並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她畫像，於是，她開始日復一日地觀察她，悄悄地進行著作畫。
《燃燒女子的畫像》獲得了很多重要大獎的提名，但鮮有獲獎。
在剛剛結束的2020年法國凱撒電影獎上，當宣布最佳導演獲得者是曾經性侵兒童、長期被美國警方追捕的導演羅曼·波蘭斯基時，《燃燒女子的畫像》的導演瑟琳·席安瑪攜全劇組當即離開了頒獎現場。而在上個月結束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慶功宴上，獲得多項大獎的韓國導演奉俊昊公開擁抱了瑟琳·席安瑪，稱手中的「最佳國際影片」獎盃應該屬於她和《燃燒女子的畫像》。
在這部攝影、美術、劇作被全方面讚譽的電影中，沒有男演員。
導演瑟琳·席安瑪要用這樣一部全女性的電影，來為一場美到窒息的視覺盛宴，來祭奠那些被壓迫下的愛情、和那些被歷史「刻意隱藏」的女性藝術家。
以下翻譯自《燃燒女子的畫像》官方導演採訪：
問題：此前你的電影聚焦於當下語境中的話題，這次為什麼拍攝了一部背景在18世紀的電影呢？
瑟琳·席安瑪（以下簡稱席安瑪）：一個問題可能是個老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是熱門話題，尤其是當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對於女性藝術家，甚至整個女性群體。我開始把自己沉浸在調研資料之中的時候，我其實對於那個時期的女性藝術家的真實情況是知之甚少的。我只知道那些歷史上已經確認她們的存在的女藝術家：伊莉莎白·維傑·勒布倫、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或者安吉莉卡·考夫曼。
儘管收集這些資料非常困難，但是那也無法掩蓋住，在18世紀下半葉，藝術界女性藝術家激增的事實。女性藝術家的數量之所以可以增加、事業之所以可以立足，有賴於藝術市場中，畫肖像畫成為一種時尚。同時，當時的女性藝術評論人也在對於藝術領域女性地位的平等、和曝光度進行呼籲，當時的氛圍很濃郁。
在這樣的語境下，大約有100名女性畫家在生活和事業上都取得了成功。她們中很多人的作品都被主流博物館收藏。但在歷史資料中她們卻鮮為人知。當我發現這些被遺忘的女畫家的作品時，感到悲喜交加。我悲哀的是，這些寫著「作者不詳」的作品的作者被可以隱去。我悲傷不僅僅是因為意識到，藝術史刻意隱瞞了她們的存在；也因為這樣產生的後果：當我注視著這些畫作的時候，它們是我看過所有畫作中最刺動我、敢動我的，因為這些畫作此前在我的人生中是缺失的。
問題：執導過程中你是如何來重塑歷史的？
席安瑪：一部需要穿年代裝的電影的確比其他類型看上去需要更多的工作，會需要大量的人員、技術、需求、專家，同時也會產生大量關於重塑歷史環境的焦慮。其實，真實的製作過程和其他電影是一樣的。當我們把時代錯誤的細節都排除以後，我們處理那些時代準確的佈景、服裝的方式就和拍攝一部現代片沒什麼兩樣了。
其實問題都是一樣的：想象和現實如何結合。但其實頗為諷刺的是，這部電影竟然是我拍過的所有電影中，這個問題在《燃燒女子的畫像》的片場，工作量是最小的。我們在一座久無人居、久未重修的城堡裡進行的拍攝，它的木製品、顏色和鑲木地板好像在時間裡靜止了。這給我們的工作一個非常好的定調，因此我們的工作更多地集中在配件、道具、材料、木材和針織物上。對我來說，服裝的製作是個挑戰，能夠以這種精確的水平進行工作是令人興奮的。
我和（服裝設計師）多蘿西·桂羅主要精力放在了給每個人物做一套代表服裝，這是一種給服裝人物性的做法，我們必須比以往放更多的精力在服裝的設計上。剪裁和材料的選擇——特別是它們的重量——需要同時反映出這個角色的社會地位、歷史的準確性，同時能讓演員表演出女性身體受到的限制。
比如，我就很篤定地要求瑪麗安的服裝需要有口袋，不僅因為她的人物性格，更因為在18世紀末，「女子服裝的口袋」即將被禁止、並且從此消失。我對於這件衣服的設計很喜歡，它特別現代，彷彿被廢除的復甦了一樣。
當我開始想象這部電影的時候，重塑歷史的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於，一種親密的關係，一種情感的修復。就算是這些女性知道，她們的生活已經被安排好了，她們仍然經歷了其他的事情。她們好奇、聰明、渴望去愛。她們的慾望可能在某個世界是被禁止的，但這樣的慾望卻仍然真實地存在著。在放鬆下來、放鬆警惕、不再有傳統禮教束縛、她們獨自一人時，她們的身體是屬於她們自己的。我現在這時，把她們的友情、她們的問題還給她們，讓她們的態度、幽默和欲望肆意奔放
問題：那麼選角的過程就很關鍵了
席安瑪：創作赫洛茲的角色時，我一直在腦子裡帶入的是阿黛爾·海內爾。她近些年展現的所有的性格特點都在我創作赫洛茲這個角色的時候傾瀉而出，但同時我也希望通過這個角色，給阿黛爾一種新的可能，一些她還不為我們所知的部分，一些我自己還不為我自己所知的、儘管我夢到過的部分。這個角色既是感性的、又是智慧的，而阿黛爾一直從未停止過思考生命，她有能力表現慾望、和欲望的思想。
我們在片場的工作默契到了精準的程度，尤其是在她的聲音處理上。這種合作就是這部電影的核心，它結束了「繆斯」的概念，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描述創作者和她的觀察對象之間的創作關係。在我們的工作室裡，沒有繆斯：只有兩個相互激勵的合作者。
問題：除了阿黛爾·海內爾這位老搭檔，你這次選擇了一個新面孔。
席安瑪：（諾米·梅蘭）只是一張我不熟悉的面孔，並不是一個新面孔。我認為和一位女演員的「初次邂逅」會對於電影和故事有著極大的助益，尤其是愛情的萌動這方面。我希望創造出一對熒幕情侶，因為她們標誌性的一面而特殊。瑪麗安出現在每一個場景中，所以有必要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女演員。諾米·梅蘭是一位堅定、勇敢、感性的演員。在精準表演和自由發揮之間進行融合，讓角色創造的過程非常令人興奮，這個角色也逐漸地出現在了大家的眼前，彷彿瑪麗安這個人真實存在過。為此我必須要感謝諾米。
問題：這是你第一次將愛情的經歷放入電影創作。
席安瑪：我最初的願望就是拍一個愛情故事。
在創作劇本的時候有兩個明顯相互矛盾的願望一直在相互攪動：一個是表現人物一步步陷入愛河、當下愛情的純粹和歡愉，這個部分，主要方向是表現困惑、猶豫和蠢蠢欲動。第二是表現一段「禁忌之戀」產生後的後果，如何在我們以後的生活中，從各方面印象著我們的人生。這個部分，主要方向是追憶，對於那段愛情的回憶。
這部電影被設置為，既讓故事中的人物和看這部電影的觀眾體驗當下真實的激情樂趣、又能體會一個有解放精神的故事。這種雙重的時間性使我們能夠體驗情感的同時，對其進行反思。
同時，我希望能夠給講述一個平等的愛情故事。
從選角階段起，我和克里斯特爾·巴拉斯就一直在保持這種平衡。這個愛情故事不是關於階層、權力、邂逅前的誘惑，這部電影的台詞的感覺是新的、令人驚訝的。整部電影的人物關係都是遵循這一原則的：與僕人蘇菲的友誼超出了社會地位、和伯爵夫人坦誠的談話體現出她的內心慾望和想法（都是如此）。我希望人物之間的關係是團結而誠實的。
問題：那麼這些如何反映在畫作上呢？
席安瑪：首先，我決定創造一個畫家的角色，而不是從藝術史中選一個女畫家。這對我來說個正確的方向，因為當時那些女畫家們的事業，也只能擁有當下，所以我要創造出一個可以代表她們所有人的思想的角色。我們的歷史顧問，一個專攻那個時代美術的藝術社會學家，在閱讀了劇本後，幫助我們讓瑪麗安這個1770年的女畫家看上去更真實可信。
我希望能夠展現工作中瑪麗安的各個層面，所以「創造」出她的「畫作」就很重要。我需要和一位藝術家一起合作，而不是和模仿者。我希望這位藝術家和瑪麗安年齡相仿，一個30歲左右的畫家。我在對女畫家的調研過程中，看到了海倫·德爾梅爾的作品，其中包括她的當代藝術作品，尤其是Instagram上發布的那些。她受過古典油畫訓練，在19世紀的技法上相當有經驗。
我、德爾梅爾和攝影指導克萊爾·馬頓組成了一個三人組，關注繪畫的創作和他們在電影中的執行問題。如何拍攝、在什麼時間框架內？我們拍攝了瑪麗安工作的不同時期，並且把它們剪成了一組鏡頭，避免影響到主體故事結構。這組鏡頭裡我們選擇真實時間下藝術家的手勢和作畫節奏，而不是通過後期剪輯來加強效果。
問題：影片中除了兩段情節中必不可少的音樂，是沒有用配樂的。
席安瑪：怎麼說呢，寫劇本的時候我就沒想用配樂，我這麼說是因為，這是必須事先考慮的事情，尤其是在愛情故事中，情感往往需要音樂配。我們需要用情節的節奏和人物的安排來考慮這個問題，不能用配樂來約束這些。我們沒有用什麼備用旋律，完全依仗我們的佈景。拍一部不用配樂的電影，就要在其他方面將節奏發揮到極致，比如演員的走位和攝影機的調度。特別是因為這部電影由很多組鏡頭構成，因此鏡頭編排的精確性尤其重要。
雖然有點賭的性質，但是我沒覺得這是個挑戰，同樣的，我當成是重塑歷史的問題。我想讓音樂成為人物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種罕見的、渴望的、珍貴的、不可及的東西。所以，觀眾也要處於這種狀態。這部電影中，人物與藝術的關係至關重要，因為她們是被孤立的，她們被世界孤立、又被彼此孤立。這部電影還告訴我們，藝術、文學、音樂和電影有時允許我們充分釋放自己的情緒。
原文發表於《電影》雜誌公眾號：dianying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