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燃燒女子的畫像》影評：《燃燒女子的畫像》導演訪談（轉）

作者：Amy Taubin 譯者：陳思航 校對：易二三 來源：Film Comment

譯者按：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中，這部《燃燒女子的畫像》，被許多人看作是年度最佳。 這部贏得戛納最佳編劇獎和同志金棕櫚獎的作品，不僅通過獨特的角度思考了女性主義議題，還將它與繪畫、電影等藝術形態本體的探討結合到了一起。此外，阿黛拉·哈內爾和諾米·梅蘭特也貢獻了令人震撼的表演。

在《電影評論》的這篇訪談中，導演瑟琳·席安瑪分享了自己關於影片主題的思考，她也談及了自己對於維瓦爾第音樂的使用，乃至這部影片與希區柯克的《迷魂記》之間的關係。想必這篇文章的譯介，能讓大家對這部傑作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記者：有許多電影都聚焦於男性藝術家和給他帶來靈感的女性，您在多大程度上考慮過這些作品？

瑟琳·席安瑪：我不必考慮太多這方面的事情，對於你說的這種故事，我們基本上已經非常熟悉了，所以我沒必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要講述的是另一種故事，不是通過說教的方式，而是通過非常情緒化、感性、政治性的方式。這部影片的核心概念是，不存在什麼「繆斯」，或者說，「繆斯」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詞彙，它被用來隱藏事實的真相，妨礙我們去認知女性與藝術家合作的真正方式。 我想要描繪那種智性的對話，不要忘記，在一個房間裡同時存在著幾個不同的大腦。我們看到，藝術史減少了藝術家及其搭檔們的關聯：從前，繆斯是坐在房間裡的那個女人，她靜默、美麗，同時還受到他人的迷戀。 而現在我們知道，畢加索的「繆斯」多拉·瑪爾是一位偉大的超現實主義攝影師，弗朗西斯·畢卡比亞的搭檔加布里埃爾·加布里埃爾·布菲-畢卡比婭也積極地參與了他的變革。我想要描繪這樣的現實，同時，我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也想要與我的女演員們產生強烈的聯繫。

記者：與你此前的影片相比，這部作品裡的合作是否有所不同？或者說，你是否更有意識地在進行合作？

瑟琳·席安瑪：是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這部影片之前，我都只和很年輕的非職業演員一起工作過——孩子啦，少女啦，我會讓她們在攝影機前成為女演員。和非職業演員合作，完全是一種不同的體驗，因為你必須全權設計她們受到的限制，此間沒有談判的餘地，所以你就得背負起沉重的責任。 但是，如果你和成年女性、職業女演員一起合作，就不存在這些限制。甚至在你與她們合作的過程中，她們會使你感到驚訝，所以這完全不是同一種合作模式。這確實是我想通過這部電影邁出的一大步。 記者：這是一部偉大的愛情故事——而且很少有電影論及成年人之間的女同性戀慾望。

瑟琳·席安瑪：好吧，《卡羅爾》算是一個例子。不過當我在這裡（指戛納）發現它的時候，我的感受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樣，我覺得自己很少看到這樣的電影。

記者：這部影片中的性場面，以及它們與這些女人的心靈生活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從這一點上來看，它要比《卡羅爾》複雜得多。這更像是一種互讓式的性愛。

瑟琳·席安瑪：是的，我癡迷於某種想法，而在製作這部影片的過程中，這種想法變得越來越重要。演員們也真的讓這種想法成為了影片的核心：我想要一個平等的愛情故事，你很少看到這種東西，但我認為這是可能的，因為她們的故事中存在著某種「酷兒性」。 我知道阿黛拉·哈內爾會參與其中，但當我在選角時見到諾米·梅蘭特的時候，我完全被這種平等性所震驚了——同樣的年齡、同樣的身高、同樣的氣質——我心想，嗯，這就是這部電影的核心：平等性。 即使是在友誼中，甚至是在與艾洛伊茲的母親的討論中，乃至是在滿懷愛意的交談中，也存在著某種橫向的對話。此外，這位藝術家並不佔據支配性的地位——她投出的凝望，與她所受的凝視可以說是一樣多的。 記者：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這座島上，存在著一個真正由女性組成的社群，在這裡是沒有男性的。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例子嗎？

瑟琳·席安瑪：不是說這座島上沒有男人，實際上，他們只是不在畫框中而已。我不是要描繪一座《神奇女俠》式的島嶼，但從歷史上來說，如果我們在海邊的話，那麼男人就會是領航員，而女人就可以獨自一人。 我讀到（有人說）這是一種「不可能的愛情」，但我並不想把它描繪成一種不可能的愛情。我將它看作是一種可能的愛情，當我在展現這個愛情故事的時候，我已經給出了它的所有潛力。 因為這部影片的基礎，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的記憶，而即使是在描摹失落的時候，我也想展現一條光明的道路。事實是，這種感覺是活的，它不是悲劇性的，它也並沒有終結。這種愛就是解放，這部影片想要表明，它只會繼續生長，而且它是有未來的。 我不想攜帶著邊界、衝突或是羞恥來描繪它。我甚至不認為這些因素在當時是存在的——那時候，甚至連一個定義女同性戀的詞語都不存在——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沒有男人的原因，因為我們知道這不過是個畫框，我們知道他們就在那裡。 記者：另一場引人注目的戲，是那場床上的墮胎戲。女人們照料著彼此的身體，以那種獨特的方式對彼此負責，與此同時，床上還有孩子。這實在太令人驚嘆了。

瑟琳·席安瑪：我們拍電影就是為了那幾個場景——那些驅使你構建一切的場景——當然，這場戲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再一次意識到，我並沒有（在歷史中）看到過這樣的景象。當我研究女性畫家的時候，這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我知道那些明星——伊麗莎白·維姬·勒布倫、安吉麗卡·考夫曼——但我沒有意識到的是，她們的數量是如此之多，甚至存在著某種蓬勃發展的藝術場域。 當我發現那些被藝術史抹去的畫家們的作品時，我感到煩悶與悲傷，這也是因為，她們筆下的景象，也因此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這些關於親密關係的故事，這些女人們在畫中呈現的心靈、欲望、身體和私人生活，也與我們切斷了聯繫，所以我總是想要讓這些散佚的圖像得到重生。 這並不是說，這只是一張簡單的插圖——它不僅僅只是一個墮胎場景，它也在促使你找到自己的獨特影像。 當她墮胎的時候，那些慰藉她的孩子，並不僅僅存在於一張插圖之中——那是一幅已然散佚的圖像中出現的新圖像。 記者：你為什麼在影片中使用維瓦爾第的《四季》？一段音樂的發現，與發現自己墜入愛河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聯？

瑟琳·席安瑪：我本不想在這部影片中使用配樂，這可能有些恐怖，因為拍攝一部沒有配樂的愛情故事，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但我希望觀眾們和角色們處在一樣的位置，和她們一起體認藝術，體認戀情的無望性——體認到那種沮喪，以及藝術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當然還有「美」的來源。 所以，當音樂出現的時候，我希望它要引人注目，並讓觀眾意識到，它有多麼珍貴。我之所以使用維瓦爾第，是因為我想要選擇大家都知道的音樂，我想要一首熱門樂曲，這樣就能更快地讓觀眾產生認同感，並再次聆聽它——這是維瓦爾第，但它同時也是對維瓦爾第的記憶。 這部影片深入地探討了藝術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因為它能夠慰藉我們；同時，這部作品也告訴我們，愛如何能夠引導我們去熱愛藝術。最後一個鏡頭包含了上述的所有層次。 記者：哈內爾是一位如此令人驚異的女演員。

瑟琳·席安瑪：她是最棒的。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們彼此非常了解，所以我們有這個自信，可以冒著風險為阿黛拉·哈內爾打造一些全新的東西——她如何發音、如何移動……都是一些全新的任務。 記者：她曾經很好地處理了那些當代的角色，而現在她詮釋了一部時代劇。 瑟琳·席安瑪：是的，這說起來好像很容易，但她確實會讓這個來自過去的女人起死回生，因為她是一個如此「當代」的女性，所以這一切都會在我們眼前爆發。 當人們知道阿黛爾位列演員陣容的時候，他們就預料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還預測她會扮演一位畫家，因為他們不會想象到這一切……有些人試圖說服我說，她應該是畫家，但是我拒絕了。 記者：你會不會覺得她的角色的那身綠色的連衣裙，與《迷魂記》中瑪德琳的那件綠裙存在一定的關聯？

瑟琳·席安瑪：我不這麼認為。但是，當我們第一次看到艾洛伊茲的面龐時，我會聯想到瑪德琳的髮髻。在（《燃燒女子的畫像》的那場戲的）編排的過程中，我們隨著她進行一場長途跋涉，在其中的某些時刻，我們會從身後看著她的頭髮，這時我會聯想到那髮髻。這種幻象當然是被《迷魂記》所喚醒的。 其實還可以有另一個層面的指涉，這與用多種方式解讀俄耳甫斯和歐律狄刻神話的那場討論有關。俄耳甫斯可能寧願擁有她的記憶，而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因為俄耳甫斯是一位藝術家——我認為這是一個令人信服的觀點。 我想，很少有人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個故事。但這同樣是一個很殘忍的思路，因為這意味著他願意犧牲歐律狄刻來換取記憶。 確實如此，但也存在著另一種視點，正如艾洛伊茲所述，或許歐律狄刻也說了「轉身」。我無法決定誰是對的，但我真的希望她與瑪莉安進行激烈的、智識層面的辯論，（讓我們）看到她們在一起思考，這種思考內在於她們（藝術上）的合作，也內在於她們戀愛對話的核心。 因為我想非常準確地描繪——調動所有的電影藝術——那種延宕、挫敗與一步步墜入愛河的過程。我想描繪那種墜入愛河的、智識層面的過程，她會對面前的那個人感到欽佩、驚訝，接著，她會突然創造出一種語言，她的心中也會燃起一種火花。 這也是我無法在俄耳甫斯的論辯中做出選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