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影評：，當代電影該怎樣「感動」觀眾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漢冒充記者，槍殺了受人尊敬的德國工業大亨邁耶，而剛考上律師、的卡斯帕被指定為辯護律師。

卡斯帕在一個單親家庭中長大，從童年到青年，邁耶給了他太多的幫助和慈愛。

科林尼拒絕溝通，直到律師卡斯帕憤怒地說出：你不知道，邁耶對我有多重要……

終於，科林尼開口了。事實讓人震驚：二戰中，邁耶曾是納粹軍官，駐紮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殺，他依據「我們死一個，就殺10個平民」的「規則」，進行了屠殺，並當著童年科林尼的面，槍殺了他的父親。

噩夢纏繞了科林尼一生，他試圖通過法律來解決，但上世紀60年代，德國通過立法，免除了納粹時期所有「從犯」的罪責。無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換一命」。

在法庭上，律師卡斯帕的辯論對手是他的大學老師馬丁格，他堅定認為：法庭只解決法律問題，法律之外的事，應交立法部門。然而，在律師卡斯帕的壓力下，馬丁格不得不承認：法律之上還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將勝定時，他在獄中自殺。罪人的控訴成為又一個沒有結論、沒有下文的案件，很難說，人類將從中得到多少教訓。

《罪人的控訴》改編自同名小說，後者2011年出版後，引起巨大轟動，已被譯成10多種文字，受其影響，德國司法部長下令重審所有涉納粹法案。

電影正在喪失「感動」觀眾的能力

《罪人的控訴》講述的是一個發生在歐洲的故事，中國觀眾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懸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結尾。

如果我是導演，可能會拒絕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簡單，撐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話題老。懺悔與反思是必要的，但沒有新內容，只是講一個新故事，觀眾能接受嗎？

其三，內容沉重，娛樂性不足。二戰結束已70多年，通過教育，今天的年輕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總是老話重提，可能會讓他們厭倦。

其四，原著偏紀實風格，改編空間小。

更重要的是，《罪人的控訴》是一個需要「感動」觀眾的影片，可在今天，電影正在喪失「感動」的能力。

隨著價值的多元化，「感動」的三大基礎——崇高、毀滅與希望，已發生動搖。

現代人在不同的場景中成長，每個人的看法都不相同，這讓我們不再相信還有比現實更高的東西，我們正深深沉浸在豐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罪人的控訴》開始的前20分鐘略顯沉悶。然而，越到後面，它的感染力越強，當對手的辯護律師馬丁格不得不承認「在今天，這應該視為有罪」時，令人潸然淚下。

引人深思：在一個過多「煽情」「搞笑」的時代，《罪人的控訴》是如何復歸影視「感動」的能力的？

新寫實主義，優點在於不「過度合理」

《罪人的控訴》採用的是新寫實主義手法。過去二三十年，這是歐美小說、電影的主流表現手法。

新寫實主義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流派，兩位創作者的風格、觀念可能完全相反，卻都被歸入新寫實主義。

可見，很難給新寫實主義一個清晰的定義，但可以大體描述為：寫真實的細節，不帶任何目的。

傳統寫實主義也強調細節的真實性，但都是意義篩選過的細節，務求每個細節都指向結局，起到烘托範圍、強話主題的作用。當主人公的命運發生改變時，這些細節可以證明，那是他應得的——因為細節展現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這種「過度合理」的細節，因彼此雷同，給人以虛假感。新寫實主義則更傾向於去挖「無意義但有趣的細節」，之所以呈現它，僅僅因為它有趣、與眾不同。

支撐新寫實主義的，是海德格爾哲學。在海德格爾看來，沒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沒有人活在故事中，我們都要面對巨大的無序。不是意義在指引我們，而是因活下來的方式，產生了意義。

《罪人的控訴》即如此，按傳統的現實主義，片中至少一半內容是「無用的」，比如被殺者邁耶對卡斯帕的關愛；卡斯帕與邁耶孫女的愛情；殺人者科林尼反復回憶父親被殺時的場景；律師邁耶與親生父親的緊張關係……

這種亂七八糟的線索，至少有三個作用：其一，提高真實度。其二，增加故事量。加大懸疑度。

一個似乎幾句話就能說清的案件，竟然變成「剪不斷，理還亂」。

崇高，為影片奠定基調

有了足夠的複雜度，就給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選擇空間，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師卡斯帕為例，本是一個找不到生活目標的年輕人，接手罪人的控訴，僅僅因為它能讓自己快速成名，保證今後能接到更多案子。在老師馬丁格的誘惑下，他一度決定放棄原則。而和科林尼初期溝通不暢，更讓他情緒幾乎失控。

律師卡斯帕並不是一個有著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爭勝慾望，以及不滿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達真相。他只是庸眾中的一員，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罪人的控訴》特意選了一位移民後裔來主演，如果不是那張「醒目」的土耳其臉，觀眾可能很難想起律師卡斯帕什麼時候出場的。

然而，律師卡斯帕擁有一份清醒的良知。這份良知曾經動搖，曾經惶惑，但卡斯帕最終卻堅持了下來，這份堅持給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於可以為所欲為。但現代社會最常見的場景是：當職業需要時，良知常常變得不那麼重要。

就像律師卡斯帕的老師馬丁格，專業能力極強，卻變成了一個訟棍。馬丁格反復提醒人們，當年立法寬赦納粹「從犯」，是不得已的現實需要，他輕蔑地說，追究過去的人不知道當時的困難。可良知也要加上時效性嗎？良知也要向現實低頭嗎？良知也只是有限責任嗎？

在複雜事件、複雜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個大詞，而變得真切可感。

販賣毀滅，才能引人思考

在崇高之外，通過新寫實主義的手法，《罪人的控訴》成功販賣了毀滅。

影片中，各種人物都充滿反差：老年時與人為善、充滿愛心的邁耶，與他當年開槍時的猙獰，截然相反；曾對律師卡斯帕付出愛與寬容的邁耶的孫女，在堅決捍衛爺爺的「名譽」時，又是如此狹隘、冷酷和無情；律師卡斯帕初期準備放棄該案時，馬丁格拿出一副長者的姿態，啟迪說，要像個律師那樣去戰鬥，可案情出現轉折，他竟試圖對卡斯帕行賄……

《罪人的控訴》描繪出一個讓人絕望的大環境：作為有缺點的、世俗中的人，我們真能創造出一個公正的法律嗎？如果法律這個準繩也失準時，該用什麼來校正它？

事實是，《罪人的控訴》式困境並不是翻一兩個冤案、殺一兩個壞人，就能解決的，它是結構性的困境——在人性深處，我們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惡的種子，誰也無法保證，它們不會惡性膨脹，曾經的悲劇不會捲土重來。

科林尼選擇自殺，正因為他窺透了這層淒涼——冤案可以平反，壞人可以殺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無法更改的。就算贏得了法律勝利，又能說明什麼？科林尼的殺戮中，不一樣充滿人性惡？通過殘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脫，還是作惡帶來的興奮？

靠希望，營造敘事高潮

雖然《罪人的控訴》以悲劇結束，但在片中，希望無處不在。

不論是案情幾次反復，還是那些不肯忘卻過去的人們，當邁耶曾為納粹服務的事情被揭露出來時，法庭上響起一片驚訝聲，甚至邁耶的孫女也在追問，上帝能否原諒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們生活在多元化時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樣：多元化並非世界的本質，真相只有一個，只有當人類的智慧無法接受它，或者無法評價它時，才會出現「多元化」，「多元化」的潛台詞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真理是什麼，不妨更寬容一點，暫時允許各種意見存在……

多元化並不是真實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個，當它被解開前，才有無數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盡可能不把話說死。

然而，多元化從來不是逃避道德責任的藉口，即使良知可能曖昧不清，可能無法給出正確答案，生而為人，我們都不應放棄良知的責任。只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道德面前，沒有模糊、推諉和迴避。

所以，連狡猾、物化的馬丁格，也不得不承認：「在今天，這應該視為有罪。」雖然他曾是幫「從犯」脫困的立法人之一，雖然他一直在幫邁耶辯護，雖然他更喜歡用玩世不恭的、技術性的口吻談論法律……哪怕是馬丁格，良知也沒有被徹底泯滅。《罪人的控訴》因此走上敘事的最高點。

會講故事，比故事本身還重要

有崇高，有毀滅，有希望，傳統寫實主義所堅持的三要素得以匯聚，「感動」則是其自然結果。而《罪人的控訴》用新寫實主義筆調，不露斧鑿痕跡，不掌控觀眾情緒，不試圖以假亂真，不強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動」不來自煽情，不來自賣慘，而是來自「真實」。

電影不應脫離現實，但隨著人類日漸沉入景觀社會中，「真實」的標準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今天，動輒拔高、講故事、催淚已行不通，它必須面對當代困境：少有人會主動反思自己，少有人願意解開傷疤，少有人願意形而上思考……

《罪人的控訴》的高明之處就在於：用一個類型化故事，講述了一個很難講清的話題——當人性陷入集體幽暗時，我該如何？不錯，這是一段過去的故事，但通過新寫實主義營造出的真實下，給觀眾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與我相關」。

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麼多，好故事也只有那麼多，更麻煩的是，聽眾的耐心同樣也只有那麼多，而那些會講故事的人，永遠有故事可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