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影評：這是一部接近自傳的電影，處處帶著作者的影子
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影評先後看了兩遍《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每次看到結尾小男孩與父親手牽手遠去的背影都會忍不住淚奔。
這部德國電影又名《罪人的控訴》，是一部懸疑感很強的劇情片。
影片的開場即是一宗謀殺案，85歲的成功商人邁耶被人殘忍殺害，頭部連中三槍，並在死後被踢碎了顱骨——要知道，人體頭顱非常硬，最多能夠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後仍被如此對待，足以說明殺人者的殘暴以及對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這位手法殘暴的兇手在行凶後卻並沒有逃走，而是主動伏案，並始終緘默、不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釋與辯護，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師萊恩面對重重疑點，撥絲抽繭，最終披露了這個案件的真實背景，引發眾人一片唏噓。
影片中的矛盾衝突非常複雜——謀殺、恩情、二戰、復仇、法律的合理性與維護公平的意義……重重懸念下雖然可以令人產生較強的代入感，卻也未免覺得戲劇衝突有些過多了——這世上哪有這麼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後，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萊恩剛剛開始律師生涯、接的第一個庭審案件就遇到了這麼多「巧合」，是因為從一開始，他就是被人挑選好的棋子。
他曾經的法學教授、明星律師馬丁格早已在暗中選中了他，這個從各個角度來看都不可能打贏這場官司的律師：既是菜鳥律師，又視自己為恩師、偶像，死者對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起初萊恩因私情決定放棄這次辯護，卻被馬丁格鼓勵其堅持下去的原因——這是自己千挑萬選後選中的棋子，是必定會輸給自己的對手，再沒有比他更保險、更可能對自己言聽計從的人選了。
正如馬丁格向萊恩講述的那個關於律師和魔鬼的傳說，他早已把自己的靈魂與魔鬼做了交換。
但，令馬丁哥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位新手律師竟然油鹽不進，真的執拗到願意為探究真相、維護正義推翻一切。
隨後，我因為好奇去查找了這部電影原版小說的創作始末及作者的經歷背景後，再次意識到為什麼這部電影的信息量會如此巨大——這簡直就是一部近乎自傳體的表達，講述得幾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經歷。
和電影中初出茅廬即敢於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師萊恩相同，電影原著小說的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同樣身為律師，同樣憑藉自己的處女作轟動了德國司法界，並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顯赫、也曾是一位納粹高官。
《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的原著小說《科里尼案件》取材於真實事件，是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45歲時發表的處女作，該作品在德國一經出版即登上暢銷榜、反響巨大，至今已有60多個譯本。
隨後，該作品獲得了德國文壇的重要獎項克萊斯特文學獎，並當選了《慕尼黑晚報》「年度文學之星」，該書的中文譯製版《誰無罪》在豆瓣上評分高達8.2，非常具有可讀性。
這本藉由謀殺案指向德國司法醜聞的小說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學意義，更具有極高的社會關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國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個歷史調查委員會。
具體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國，一條《行政犯罪法的實施法》在悄無聲息的情況下被聯邦議會通過，進而在一夕之間將歷史改變。
依據德國戰後司法裁判，只有納粹的最高領導才被定性為「兇手」，其他人都屬於「幫兇」，而這條新法則進一步規定：幫兇只按普通殺人罪而非謀殺罪處置——也就意味著，除了納粹最高領導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間就過了追訴期限，可以逍遙法外、逃避法律的懲戒。
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邁耶失敗的原因。 用費迪南在小說中的話來說，「在帝國安全總局工作過的那些官員們，他們當年組織了在波蘭和蘇聯的大屠殺，他們對上百萬猶太人、牧師、共產黨人和吉普賽人的死擔負責任」，他們手中沾滿鮮血卻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繼續在聯邦德國擔任要職，這令曾經的戰爭受害者們極難接受。
德國有這樣兩個公共名詞：如果說納粹時期的直接傷害是「第一罪惡」，那麼，《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所披露的這樁醜聞則是「第二罪惡」——即，在寬待處理納粹罪犯時對受害者所導致的二次傷害。
這部小說的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出生於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名律師。
與此同時，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孫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國的名門望族，而在二戰後，由於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納粹身份，這個姓氏已被視為醜聞與恥辱。
作者的爺爺巴爾杜·馮·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納粹黨，是全德青年領導人，同時也是駐維也納總督。他曾把全德青年組織統一到希特勒青年團內灌輸納粹思想，一手策劃了納粹青年運動，促使青年團成為希特勒的忠實擁護者。
納粹德國戰敗後，巴爾杜爾·馮·席拉赫被捕，是紐倫堡審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納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紐倫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類罪20年徒刑——作為大區領導人，他要為18.5萬被驅逐到集中營的猶太人負責。
本書的作者、席拉赫的孫子——費迪南德·馮·席拉赫，由於律師和作家的雙重身份，在德國知名度頗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萊恩一樣，堅守公平正義，並藉由文學創作讓納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於陽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表現二戰傷痛題材的影片《朗讀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費迪南德學生時代的法律教授；在費迪南德看來，施林克不僅是自己的老師，也扮演著自己父輩的角色，他說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輕一代對德國歷史的反思。
服刑 20 年後，巴爾杜爾於1966年出獄，而當時的費爾南迪僅 2 歲。
費迪南德對祖父的唯一直觀印象停留在4、5歲時：半盲、愛收集拐杖、送過他一把銀色小刀、在玩遊戲時總喜歡用同樣的伎倆贏過他。
直到費迪南德12歲時，他才第一次意識到祖父曾經的歷史對家族意味著什麼。
在讀書期間，費迪南德閱讀了有關紐倫堡審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檔案，嘗試著理解那段歷史。
但，正如費迪南德在採訪中所說——「如果有關自己的祖父，那麼歷史學家的解釋毫無用處。」
費迪南德說自己無法回答關於祖父的一切，因為「我不認識他，我不能問他什麼，我也不理解他。」
這讓我想到在電影中，律師萊恩在瞭解案件的真實始末後，長久地駐足於邁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複雜。
此時的他，回憶著邁耶曾經對他的種種幫助，卻充滿迷惑，彷彿從未認識過這個自己曾經無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戰爭中，邁耶曾是冷血殘暴的納粹狂魔，殘忍殺死了科林尼的父親和數多無辜百姓；
而在萊恩的記憶中，邁耶又是那麼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為了激勵他認真向學獎勵了他一輛名貴的汽車，幫助貧苦的他改變命運，最終成為了一名律師……
善惡兩個極端同處於一個人身上，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邁耶呢？
自此，引發出了這部電影的另一個議題：人性的複雜。
作者費迪南德·馮·席拉赫在一次採訪中如此評說：「現實生活當中，在我作為刑事辯護律師的生涯中，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純粹的惡人，或者純粹的善人。人都是混合體，只是惡的程度的差別。如果經常和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話，就會發現這些罪犯有一個相似之處，他在其所處的環境中，看不到別的出路，像是走在長長的隧道裡。」
在此，不禁想到《烏合之眾》中的一段話：
「 一切精神結構都包含著各種性格的可能性，環境的突變就會使這種可能性表現出來。這解釋了法國國民公會中最野蠻的成員為何原來都是些謙和的公民。在正常環境下，他們會是一些平和的公證人或善良的官員。風暴過後，他們又恢復了平常的性格，成為安靜而守法的公民。」
這段話，用於戰爭、政治對人性的影響尤為貼切。
戰爭不但會令人自相殘殺，更會讓人裹挾在群體中，逐漸失去理性與悲憫之心，激發出人性中最野蠻、最邪惡的一面。
戰爭結束後，曾經的納粹軍官邁耶可以通過司法黑幕逃脫制裁、重新回歸正常的生活，而在戰爭中因他之手失去父親的小男孩科林尼卻因此墜入一生的痛苦深淵。
家破人亡、身無子嗣，一生只盼望正義的到來……在對法律絕望後，在讓自己發誓不再追究過去的姐姐去世3個月後，科林尼選擇親自為父報仇。
在殺死年邁的邁耶時，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鬢髮蒼白的老人，他決定通過這種慘烈的方式終結對方的罪惡與自己的痛苦，並在事發後緘默不語，因為他對法律所應秉持的「公平與正義」早已絕望。
因為他堅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辯護律師萊恩憤怒，當萊寧質問科林尼：「你知道嗎？你的一言不發，會帶給親屬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聽聞後有所觸動，依然緘默卻表情複雜——他何嘗不知道這種痛苦？他早已被這種痛苦糾纏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雖然同樣承受著失去父親的痛苦，科林尼還背負著間接害死父親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認了父親，或許父親就不會死。
親眼目睹父親在自己面前被槍殺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後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靈枷鎖。
沒有人可以承受這樣沉重的自我譴責，他的一生，都在為了復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嚐過幸福的滋味。
在他67歲的這一年，他通過一種無比慘烈的方式完成了復仇，了結了一切罪惡與怨恨，當真相大白後，他終於可以心無所愧地終結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對自己的父親。
影片的結尾，從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著皮球與父親嬉笑著牽手遠去，彷彿時光倒流，一切苦難都好似從未發生，這美好的一幕讓人感慨萬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淚下…
「多去探望你的父親，他不會永遠都在。」
最後，推薦這篇關於作者費迪南德·馮·席拉赫的採訪實錄，文中記錄了他對祖父的回憶以及小說的創作背景，或許會讓大家對這部電影的理解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