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自我建構與消解的抓狂美術館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的脆弱與易碎？

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曾在他的前作《遊客》裡給出過答案：看似堅實的中產階級家庭，會因為一場實際上沒造成任何人員傷亡的雪崩瞬間破碎崩塌。雪未真正崩落，婚姻早已如履薄冰。魯本·奧斯特倫德的每一個鏡頭都如北歐銳利的碎冰刺向觀者、刺向看似擁有完美軀殼的中產階級，他用冰冷的影像剝下包裹著陰冷現實、自欺欺人的虛假糖衣。

如果說之前的電影是魯本·奧斯特倫德將攝影機擺好，居於一側冷靜觀看中產階級如何撕破道德的假面，那麼這回助他奪得70屆戛納金棕櫚的《The Square》，則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完美表演秀。如果說他的前作像是顯微鏡，讓一切的虛偽和道德困境暴露無遺； 《The Square》則如同一個廣角鏡頭，精英階層、知識分子的群像窘態，在這部電影裡真正地無所遁形。

美術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其主要參觀人群是知識分子、中產階級與精英階層。《The Square》作為一部諷刺喜劇，所聚焦的也正是這批人。這是一部嘲諷知識分子的喜劇。魯本·奧斯特倫德在電影中構建了諸多嚴肅的藝術場所，知識分子身處其中，扮演著自知、自覺的形象。但隨後，導演便用無數「錯位」消解掉這種藝術和知識分子們有意營造的嚴肅性。片中，當男主角克里斯蒂安的下屬們在討論裝置藝術「抓狂美術館」時，辦公室裡時不時傳出小孩的啼哭聲是對嚴肅性的第一次消解。展廳中，克里斯蒂安對觀眾們闡述自己的藝術理念，卻時時被傳來的電話聲打斷，此處是第二次對藝術嚴肅性的消解。再如，一場藝術家會談上，座下的一名患病的觀眾時不時發出不堪入耳的汙言穢語，台上是輕聲文雅的專業詞彙，台下則是狂吼而出的低俗粗話，此時，藝術的嚴肅性不僅被消解，更被嘲諷。面對這位不合時宜的病患，其他觀眾都固守著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優雅與矜持、作為一名藝術展覽觀眾的隱忍與自持，不對弱勢群體下驅逐令，因為一旦動作發出，就無疑是對自己「知識分子」身份的自我消解。於是，影片就在這樣一個「建構——消解」的結構灑出點點笑料。

這種消解也發生在策展人克里斯蒂安本人身上。在他的主辦下，美術館構建了諸多以「信任」為母題的藝術裝置。這是克里斯蒂安用來試探信任問題的道德武器，也可看作是知識分子對於身份的自我彰顯：身為策展人的他居於上帝視角，居高臨下地檢測、評判著每一個人。但脫去策展人的身份，現實中的他卻身陷囹圄，他的行為不斷消解著他的意圖與姿態。在影片開篇，他被迫施予援手幫助求救的女人，但結果是，他被女人和其同夥偷走了錢包，而當他向路人求助時，無人應答，這是「信任」在片中經歷的第一次塌陷。爾後，克里斯蒂安選擇用發匿名恐嚇信的方式來找到偷走他手機的小偷，卻意外地使一個小男孩被蒙上「小偷」罪名而遭到其父母的懲罰。身處藝術空間時，克里斯蒂安是宣揚「互幫互助」的策展人；而當走入現實空間，他則是「以暴制暴」的實踐者。他甚至對小男孩實施了直接的肉體暴力——將其推下樓梯，至此，「信任」經歷了一次徹底的崩塌。現實世界再次用其強大的同化力量對所謂的「理念」與「藝術」進行了一次消解、規訓與懲戒。

美術館，在影片中作為這一「消解」行為發生的主要空間而出現。影片開頭便以一次「展覽/非展覽」、「地點/非地點」的討論揭開對美術館這一公共空間的討論：是否一個「非藝術品」一旦放置到美術館這樣的藝術空間中，便會成為一件「藝術品」？於是，影片的重心似乎呼之欲出，這是一場關於「邊界」的討論：當一堆由砂礫、樹葉和廢棄物組成的沙堆被置於美術館中，它便似乎擁有了被命名、被欣賞、被討論的權利；而當某些藝術品被置於美術館之外的空間，它不僅會喪失其應有之意，甚至會因其「越界」而導致事態的失控。影片中廣場上的「抓狂美術館」藝術裝置正是極為諷刺的一例：大廣場前閃著白色亮光的抓狂美術館，正是博物館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裝置藝術——你可以踏入抓狂美術館並發出任何請求，而抓狂美術館外的路人必須施以援手。其核心概念是：抓狂美術館是信任和關心的一處聖地，在其中我們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這無疑是精英階層們自娛自樂的一層「情境假定」，他們將「抓狂美術館」化為一處假定空間，在此空間內你可以製造並享受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假象。然而，一旦走出這個虛假空間，真實世界中那些無所遁形的貧窮、暴力與犯罪卻被視而不見。框定著抓狂美術館的四條邊框閃爍著聖潔的亮光，彷彿在召喚過路者：只要你踏入這片區域，就可以見證平等、友愛與人的相互聯結；而抓狂美術館的不遠處，那些隨處可見的、衣衫襤褸的乞丐，他們伸出雙手卻無人理會，與此相比，廣場上的白色亮光顯得無比蒼白和觸目。這是現實空間對「越界」藝術品再一次的無情消解和警戒。

片中一場失控的行為藝術，則將這一「消解」行為推向了高潮。場景設置在一次晚宴上，參與宴會的都是身著華服的上流人士與知識分子。為調節晚宴氣氛，美術館特地邀請來一位行為藝術家表演「狩獵的大猩猩」。工作人員特別提示：你越恐懼，便越有可能被猩猩捕食，於是你只需要屏息靜觀，靜待他人被捕食。於是，一場「文明」的遊戲就此開始。然而，當脫離了美術館的展覽空間，這一行為藝術必定再度面臨著失控的危險局勢：「大猩猩」突然開始發狂。他對在座的賓客進行挑釁，撥弄賓客的頭髮、扇賓客耳光，到最後甚至將一位女士掃落在地，開始撕扯她的衣服。但到場的賓客們無一人敢上前，全都屏息凝神，他們誰也不敢第一個揭開「皇帝的新衣」，儘管誰都明白，這場正在進行的「藝術」已經演變為一場鬧劇。直到被欺侮的女士發出極為淒厲的尖叫，「行為藝術」即將演變為一場強姦案時，一位年邁的老者才挺身而出，隨後。在座的男士們才醒悟般地起身，共同制止了失控的「猩猩」。這無疑是一個對歐洲難民的隱喻，也是一次對所謂「遊戲規則」與「文明底線」的嘲諷。但這又何嘗不是一次對銀幕前你我的挑釁？當「猩猩」出現，端居於銀幕前的觀眾與銀幕內的賓客們化為同謀，小心翼翼地「觀賞」著這頭出沒的野獸並發出低低的竊笑，而當「猩猩」開始發狂，我們轉而成為這齣鬧劇的觀眾，嘲笑著銀幕中人的落魄姿態。我們觀賞著、討論著、批判著，隨後走出影院，將其拋在腦後。於是，銀幕在那一刻便成為了那個「抓狂美術館」。這一刻，導演不再成為觀眾欲望的同謀，而是向觀眾發起了一次大膽的挑釁。

在整部影片中，作為主角的知識分子們為自己構建出一片美好的虛假空間，然而這個空間中最重要的兩個要素——信任和弱勢群體，卻從來都缺席。導演魯本一向喜歡在電影裡拿道德來做文章，但這次的《The square》顯然比他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具野心，且更加精準地刀刀到肉，直切要害。魯本·奧斯特倫德走到這一步，完美掌握了火候。

《The square》無疑是一部嘲諷知識分子的喜劇，但顯然也是一部屬於知識分子的喜劇。在抓狂美術館內，他們自覺而完美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同時，他們也自知：為了扮演好這個角色，他們需要時不時跳到抓狂美術館之外，以一個「他者」的角色，在批判自我的同時，向自己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