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成功或失敗的抓狂美術館

【藝術品之「抓狂美術館」】「抓狂美術館是信任和關懷的聖所，在它之內，我們分享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在藝術館前的廣場上，一個工人用一個晚上切割地面，嵌入一條燈帶，一個完美的抓狂美術館就做好了，再附上一塊金屬牌，刻上一句宣言，這就是一件藝術品，甚至是要為之單獨布展單獨宣傳策劃的藝術品。

我們不乏看到這樣的藝術品，形式簡潔優雅，宣言政治正確，讓人無懈可擊。面對這樣的作品，館長的態度是，」它的力量就在於其形式的簡潔中「，一件可以自圓其說的藝術品，這是藝術館的邏輯，然而這只是藝術館的邏輯。一件藝術的成功，在於它能否把人從日常邏輯中點醒，意識到其他根植人性的可能性，那麼這件「抓狂美術館」在這個意義上會成功嗎？

【藝術品之「你一無所有」】更常見的一幕。偌大的空間裡整整齊齊地陣列排開幾十個小土堆，牆上寫著「你一無所有」，和「抓狂美術館」同樣格式的作品：帶有形式感的物品，一句拋到你臉上而你無法辯駁的審判詞，連和它對話的餘地都沒有。兩個看展觀眾只是討論了一下藝術家的基本信息，探頭看了一眼就走掉了。可以說，這個現代藝術品在此刻是徹底失敗的。

【藝術品之「憤怒的大猩猩」行為藝術】它的出場很別緻，緊跟在「一無所有」製造的反差觀感之後，館員日常給遊客指路，好像已經熟悉單調重複的引導工作，背景聲音卻是大猩猩在急促喊叫，卻無奈那些毫無反應的遊客……這毫無生氣的藝術館。

開場館長和女記者尷尬而不失禮貌的訪談與整個藝術館的共同性，在於一種表演性，為自己設定一種身份，然後盡量讓自己看上去符合它。這種設定和迎合本身就是一種對人和藝術的限制，如「抓狂美術館」這個象徵，當我們試圖讓自己的表象身份鮮明地異於/高於其他人，這本身就是隔膜的開始，對自我「身份」的意識讓人與人的關係變得符號化，形式化。簡潔的身份設定只可能是一種理想化的安全感來源，和意義豐富時而失控脫軌的生活相比，它顯得單薄而不可信任。當女記者帶著仰視的心態問館長一段晦澀的理論觀點時，徹夜狂歡後的館長猶猶豫豫努力回憶的樣子是不是也有些「不專業」呢？所以電影就在這種現實與假設的偏差中展開了後面的內容，延續著這種難言之隱式的尷尬氛圍，或者說一種諷刺性。

【戲劇場景與反諷修辭】

電影中存在著若干「身份感」出現的典型場景，而每一個都可以看作是一個舞台。他們常常是公共空間，又或者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場合，然而每一次都是以場面失控為結局。館長與女記者的訪問拍攝場景中，館長一時應付的回答和那一長段輾轉迂迴的理論語言本身，讓藝術館這個聖地之「框」變得值得質疑。

類似的場景二，館長拿著稿子在衛生間一個人排練演講並設計了一個梗，故意模糊自己館長的理論話語權，而故作輕鬆地拿捏講話的節奏、氛圍，表演式的場景又再次被強調。而觀眾也在配合他演戲，當廚師來介紹菜單時，他們粗魯地紛紛離場時，讓這個看似民主、平等的臨時小群體之「框」也瞬間崩塌。

而場景三就是藝術館的慶祝晚宴上，一群舉止得體的人被一隻「大猩猩」逼到忍無可忍，終於卸下身份的負擔，結束表演，撿起最原始的武器，拳腳相加打成一片，這個「框」也破碎了。

一次次破碎的框，在所有人的私人生活場景中也頻頻出現。

關於「誰去投遞威脅信」的爭論，讓館長和年輕館員之間脆弱的同盟關係瞬間崩塌，看似熱心的幫助，不過是一場借題發洩的鬧劇，可憐的館長只身範險進入貧民區住宅樓，在他心裡已經把這個地方的人們符號化，一群難纏的沒有教養的可憐蟲，又厭惡又可怕。在他一邊咒罵一邊塞信的時候，一個體面的藝術館長的身份，已經成了一個笑話，又一個框破碎了。

一夜情爭奪避孕套、711對待無禮乞丐的輕蔑態度、懦弱到不敢親自去取第二封回信、在自家樓梯對一個小孩子惡語相向甚至暴力出手，在這些導演設定的劇情裡，一個體面的權力擁有者的道德底線是這麼脆弱。

這部電影的風格，和其他記錄風格的電影相比，導演故意設置的鮮明的故事反諷意圖，單幕場景的戲劇化效果，和片子中一個個陷入現代困境的人物的日常尷尬表演不謀而合。

當彼此負責和關心成為社會公民身份下不言自明的義務，就有人用它去製造不真實的謊言、話題，真相漸漸埋沒在此起彼伏的話語喧鬧裡，失去了公信力，失去了公眾自發的關注，而冷漠、虛偽漸漸蔓延到一切社會生活中，人們越是在公共化的場合，就越像個沒有真心的木偶。受困於身份、權力、階級隔離的保護之下，人們熟悉各種場合的表演方法，成了契約社會裡必需的生存技能，忘了我們距離真正的相互體諒關懷還有多麼遙遠，然而似乎從來也沒有更近過。但又有多少人能自覺在這樣的環境中保持判斷力，直視其中的阻礙、困難，而自發去反省根深蒂固的自私和偏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