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烏托邦，沒有逃逸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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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quare」，電影英文片名打印在海報上，閃現在屏幕上，或者翻譯成「自由廣場」，或者命名為「抓狂美術館」，或者稱之為「魔方」，是一種意義的多元闡述，可是，變化世界最終會走向唯一的結局：151分鐘的劇情，在打開和關閉中成為封閉的狀態，一個按鈕就可以使它無聲無息。這是時間的「抓狂美術館狀態」：封閉而構築了邊界清晰的場？和抓狂美術館的海報，抓狂美術館的屏幕一起，讓「The Square」走出了混亂、多義和可能。關閉而走出，似乎是一種對於進入的逆反過程，看起來安全可靠，不拖泥帶水，甚至在打開的時候就預留了出口，但是，一切的藝術，一切的影像，一切的意義，真的可以在這種閉合狀態裡走向唯一的出口？

「WE HAVE NOTHING」，就像那個在「X-皇宮」展覽館裡展出的裝置藝術一樣，一堆堆的沙土堆放在那裡，沙土呈現的是意義，還是無意義？或者說，當沙土進入到展覽館，當沙土變成藝術品，它傳達「Nothing」的時候是不是反而變成了一種有？電影裡總是響起那首沒有歌詞的歌，「歌詞是即興發音，無意義」，當一首歌在無歌詞的即興中被吟唱，是不是也是用無意義構築意義？當它們以作品和歌曲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就是在打破形式和意義的界限，或者說，形式就是賦予了一種意義，所以無也可能是有，逆反的推論是：有可能也是無——藝術作品可能也是一堆垃圾。

X-皇宮展覽館，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藝術展，它們可能在有的世界裡闡釋無，也可能在無的世界裡抵達有：大屏幕的錄像作品裡，是一個光著身體展現肌肉、力量甚至野性的男人，他的表情是憤怒的，他的目光是排斥的，在底下黑暗的場景中構築了一種恐怖；那數十把椅子疊在一起，雖然抵達了可能的告訴，但是搖搖欲墜中讓人感覺到一種隨時倒塌的危險；還有未開展之前的「抓狂美術館」，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帶著女兒先睹為快，他們先是在「信任和不信任」按鈕中選擇了信任，然後將紙片放在抓狂美術館裡，甚至還走了進去，按照克里斯蒂安的說法，抓狂美術館就是為了重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方塊是信任與關愛的聖地，我們同權同責。」

沙堆、錄像作品、疊放在一起的椅子、抓狂美術館，都是藝術之一種，都是被放置在展覽館裡的作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有還是無，它們都是獨立的，而這正是藝術的純粹性，就像克里斯蒂安在接受美國記者安的訪談節目採訪時所說的，藝術和錢無關，它是一種對當下性和未來性進行闡述的作品。他是在安提出的關於藝術的「地點/非地點」探索，作品的「展覽/非展覽」意義這一問題時做出的回答，地點和非地點，展覽和非展覽，構築了一種空間意義的二元選擇，但是只有在特定的空間裡，物品才能變成展品，才能變成藝術品，也就是說，空間形態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意義在場，他反問安的一個問題是：你的這只包能成為藝術品嗎？

一只包是屬於安的私人用品，它只是一個物品，但是當這只包被安放在展覽館裡的時候，它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脫了了「非地點」、「非展覽」的固有屬性，而具有了在空間意義上的藝術維度？而實際上，作為藝術策展人的克里斯蒂安反問的這個問題，他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一只包即使脫離了私人屬性，它也只是一只包，一隻不是藝術品的包，也就是說，藝術的特有空間反而讓這一只包成為一種無的符號。而正是這個走向歧義的闡述，讓藝術/非藝術的界限模糊，從而走向了建立在個體體驗、觀眾觀感中的主觀世界：無可能是有，藝術可能是垃圾。

如果僅僅是在藝術的界定上談論這個問題，它也還是一種學術問題，但是，藝術真的是純粹的嗎？克里斯蒂安和安對話的那些術語似乎構築了藝術特有的場，但是，克里斯蒂安在接受訪談的時候，他卻躺在沙發上，地板上是一雙皮鞋、一副眼鏡和一個沒吃完的漢堡，訪談節目之前他經歷了什麼？一陣鬧鈴聲、敲門聲、腳步聲打破了這一切，「克里斯蒂安，下一個採訪你。」這是助手的聲音，而這連續的聲音似乎以一種闖入的方式，將他硬生生地拽入到和安闡述藝術的場景裡，也就是說，關於藝術，關於純粹，關於獨立，關於作品，並不是永遠在一種封閉狀態中，它被現實，被生活，被各種聲音，被眼鏡、皮鞋和漢堡包圍著。

而這一開始就展現出來的交錯和混亂，似乎就是一種隱喻：藝術和生活到底具有怎樣的關係？克里斯蒂安正在策劃的一個項目就是抓狂美術館，它是某個藝術家捐助5千萬克朗而實施的項目，克里斯蒂安在介紹這個項目時，說到了一個詞，就是關係美學，「方塊具有不言自明的規則，它起先建立的是一種物理界限，但是它卻具有心理界限的意義。」抓狂美術館，它被自己包圍起來，它隔絕了外面的一切，這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所以是自明的，就像藝術，就像作品，但是，抓狂美術館絕不是在物理意義上具有排他性，而是在這個獨立的世界裡打破個體的差異，倡導人人平等，就像在抓狂美術館上刻著的那句話一樣：「方塊是信任與關愛的聖地，我們同權同責。」獨立而凸顯信任和關愛，只要走進這裡，就是得到了信任，就是消除了差異，就是取消了偏見，所以從物理空間到心理空間的延伸中，建立起了一種關係美學，而且在克里斯蒂安看來，這種關係的邊界就像藝術作品本身一樣，是清晰的，是自明的。

但是，這真的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存在，這真的可以建立信任和關愛，這真的會闡述理想的關係美學？實際上，當X-皇宮前面的廣場上畫出這個抓狂美術館，當策展進入實施階段，這種自明、清晰的邊界就已經被破壞了。廣場上原本矗立著一尊青銅騎士像，X-皇宮當然以前就是皇帝的寢宮，當青銅騎士被機械力破壞和移除，當皇宮被改造成展覽館，無可避免的「侵入」就發生了：這是對歷史的解構，對英雄的解構，重建和改造就是破壞了原本獨立和清晰的界限，甚至以某種權力的方式取代，就是走向了抓狂美術館本身想要闡述的平等性和信任感。

而這就是關於侵入的開始，在克里斯蒂安策展過程中，這種被模糊了邊界的事件不斷發生：克里斯蒂安和女主持人舉行了一場關於藝術的對話，克里斯蒂安談到的是探索人類個體對藝術的相應，也是關於藝術、空間和心靈的關係美學，但是在對話過程中，有一個刺耳的聲音傳來，他不斷地說出「垃圾」「婊子」「我想看你的胸」等汙言穢語，對話一度被打斷，而底下發出這個聲音的人換了某種精神疾病，在這樣的場合中，無論是克里斯蒂安還是女主持人，或者底下的聽眾，都保持著友好的態度，有人甚至建議大家對那個病人寬容——似乎現實沒有以強有力的方式侵入屬於藝術的場景，但是破壞力量已經以暗示的方式構成了和藝術的對立。

而在那場晚宴中，這種破壞力量便形成了一種強勢，那些嘉賓們紛紛落座，這時廣播裡傳來一個聲音：「這是一個假想的森林，會有危險發生，請大家按照森林法則求生……」大家正在疑惑時，大門口慢慢走進來一個裸體男人，他就是錄音作品中那個像極了大猩猩的男人。按照廣播的提示，這只不過是晚宴開始之前的助興表演，一開始，猩猩男人也是友好的，他只是走過來看著你，或者把餐布放在賓客的頭頂上，但是後來，他的行為慢慢脫離了表演：他開始大叫，然後追逐著讓他走開的人，後來索性跳到了餐桌上。而這還不是最極端的，當他盯著女嘉賓看，當他拖住她的頭髮往地上拽，當他把她撲倒在地，當他試圖撕扯她的衣服強姦，節目完全變味了，女人在那裡尖叫、反抗，終於有人挺身而出，繼而好幾個男人跑上來，高喊著「打死他」……

大猩猩男人到底是誰？他為什麼要用暴力？這還是主辦方設置的助興節目？撥弄頭髮、穿梭行走、破壞餐桌上的擺設，一開始是一種互動，產生了某種間離效果，即使他大叫，追逐，看起來也像是一種行為藝術，因為有廣播的提示，所以賓客們不會想到他的威脅，但是當最後施展暴力撕扯衣服甚至想要強姦的時候，完全脫離了行為藝術的範圍，甚至也不再是一種藝術意義上的被侵入，而是在道德、法律上越界，從這個意義上，如果一開始被定義為節目，是一種藝術作品，那麼到後來，就變成了社會事件，也就是說，關係美學完全被改寫，而變成了一種暴力式的破壞。

弱勢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強勢意義上的人類猩猩，對立產生了，那麼，所謂藝術的抓狂美術館，完全變成了藝術純粹性、個體平等性的一種諷刺，而當藝術在抓狂美術館的隱喻中被侵入，便再也沒有那種自明的規則，在沒有清晰的界定，在沒有在場的作品：藝術虛構了生活，生活侵入了藝術：克里斯蒂安和女記者發生了一夜情，門外卻是一隻看著雜誌的黑猩猩，他們發生關係之後卻為避孕套而爭奪，後來見面他們更是發生了爭執，安認為自己付出感情才和他上床的，但是感覺克裡斯蒂安利用了他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克里斯蒂安卻說自己的行為是一種征服——這是感情和肉體之間邊界模糊而帶來的對立；克里斯蒂安和前妻離婚之後帶著兩個孩子，因為策展的工作原因似乎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她們，那一晚姐妹回家卻大打出手，在和解之後帶他們去看「抓狂美術館」，克里斯蒂安對他們說：「以前成人年的世界都是信任，但是現在彼此之間充滿威脅。」他希望在抓狂美術館裡重建信任，而自己卻在成年人世界裡迷失，包括當那個小男孩前來找他，要讓他對紙條上的話向家人道歉時，克里斯蒂安粗暴地趕走了他——這是孩子和成年人之間邊界模糊的對立；他的手機錢包和袖扣丟了，下屬加索林用定位系統找到了手機所在的樓層，正是在加索林的建議下他們印發了讓偷走手機的人歸還的「威脅信」，到了那個社區之後，克里斯蒂安讓加索林去每個樓層、每個住戶信箱裡分發，加索林說，自己只為幫幫他，克里斯蒂安問了一句：「那我以後還怎麼相信下屬？」——這是上級和下屬之間關係模糊產生的對立……

青銅騎士、皇宮代表的歷史和展覽館之間是歷史與當下的對立，藝術對話中刺耳的聲音是病人和正常人的對立，大猩猩男人和嘉賓是野蠻和文明的對立，包括肉體和感情、上級和下屬、孩子和成人，種種對立都在破壞理想中的界限，都以侵入的方式反諷了藝術的獨立、純粹，也都在解構抓狂美術館的信任和關愛——因為策展項目需要更多關注度，兩個記者竟然策劃了在抓狂美術館裡一個金髮小女孩被炸得血肉橫飛的視頻，30萬的點擊率吸引了眼球，但是「喪失多少人的人性才能喚起你的人性」的廣告語只不過是一種低俗的策劃，甚至引發了公共輿論的危機，為此克里斯蒂安因為沒有對內容審核盡職而自動離職……

而對於克里斯蒂安來說，這一系列混亂的事件，似乎可以找到一個源頭，那一次他走在廣場上，卻聽到有人喊救命，「有人要殺我！」聲音帶著恐懼，他轉身，和另一個行人一起看到呼救的女孩，接著再次聽到一個男人威脅的聲音，當他們駐足，看見男人氣勢洶洶奔了過來，於是他們制止，男人離開，在這突如其來的事件中，兩個人感受到了恐懼到來時人的應激反應，但是當他回過神來想要去展覽館的時候，發現錢包、手機和袖釦都不見了。這是一次精心組織的偷盜行為？但是看上去更像是一種行為藝術，也正是這模糊了邊界的事件讓克里斯蒂安也被推向了「抓狂美術館」世界裡：他按照加索林的建議印發了威脅信，這是一個弱勢群體居住的社區，他本來讓加索林上樓散發：「我是一個公眾人物，大家可能認出我。」但是在加索林的拒絕之下，只好硬著頭皮降低身份，當分發完畢，加索林開著他的特斯拉車卻被石墩劃出了口子。之後有人將手機和錢包都寄來了，但是一個小男孩卻找到了他，他認為，那封威脅信讓家裡人認為自己是小偷，從而禁止他外出，所以小男孩要求克里斯蒂安向自己的父母道歉，但是克里斯蒂安卻拒絕了這個要求，並解釋說自己只是為了找回手機和錢包。

丟失手機和錢包，其實完全變成了生活瑣事，和藝術無關，但是廣場的起點似乎又打上了行為藝術的烙印，實際上，克里斯蒂安就是被推向了抓狂美術館的牢籠中，他用最新款的iPhone手機，開著特斯拉轎車，住在高檔公寓之中，是一個公眾人物，這是中產階級自我包裝的藝術品，但是當錢包、手機和袖扣丟失，當像一個賊一樣潛入小區散發資料，當特斯拉被劃破，他其實已經失去了所謂的身份，而這種身份的缺失，讓他不斷陷入迷亂，最後小男孩找到他，他還把他推向了樓梯，由於聽到樓梯的「救命」聲，他才有了某種自責，在大雨瓢潑中在垃圾堆中尋找小男孩的聯繫方式，而當得到電話卻打不通時，他錄製了道歉視頻，看起來是一種信任的重新激活，但是在道歉視頻裡，他卻說：「我不對，我太自私了，不該戴著有色眼鏡，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錯，是整個過社會的偏見……」把問題推向社會，也就撇清了自己的責任，這是不是也是一種逃避？也是如作品一樣建立在場的純粹意義？

實際上，克里斯蒂安作為個體，也代表著一種階層，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就像藝術品一樣，和弱勢群體之間人為劃定了界限，美其名曰是信任和關愛，是同權同責，但實際上是自我欺騙，而那個抓狂美術館也無非變成了烏托邦，就像視頻中的倒數計時，何來被喚醒的人性？何來對弱勢群體的關愛？何來消除差異的平等？烏托邦不僅畫地為牢，而且禁錮了人心，一種意義被無情地解構，到最後只有搬家而再也找不到的小男孩，是記者會上宣布的離職結局，是即興發音沒有意義的歌詞——烏托邦似乎有限地打開了一個出口，但是那個出口之外是迷惘，是壓抑，是欺騙，是野蠻，是如魔方一般「不言自明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