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困難的是我們不知道如何相處

電影，作為一項20世紀才被發明出來的藝術，毫無疑問是現代的產物。當人們評判電影這項藝術時，很多時候它都會被冠以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這種諸如此類的榮譽。電影的偉大之處在於，它以藝術的形式更為真實地再現了人類的生活，它在方寸之間的屏幕中折射出人心的晦暗與光明。一部好電影的評價標準也莫過於此，它能夠測度出人心和人性，能夠展現出人生的幽暗與微妙。電影是人類的自鑑之鏡，人們觀看電影，實際上是在觀照他們自己。

The Square，《抓狂美術館》，香港版的譯名更為精到地指出了它所要傳達的核心觀點：方寸見人心。人心和人性，只有在不經意之間會顯露出其真實的面目，於是，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所採取的敘事策略也很有意思，電影的敘事基本上是場景式的，雖然有主線的存在，但是碎片化的場景使得一些刺耳的、幽暗的聲音得以浮現出來，譬如在大街上的眾人的沉默與女孩的尖叫、會議室中嬰兒的啼哭、半夜三更時的「help」的呼喊，以及那頭沉默的猩猩和扮演猩猩的人。是它們，在無意之間進入到觀者的視野之中，成為了這部電影背後隱藏的主題。這些巧妙的設計在暗示著，人們並不是如他們平日所表現的那樣，在光鮮亮麗的文明的袍子背後，隱藏著更多不為人知的醜惡與難堪；同樣，在弱者的楚楚可憐的背後，也暗含著咄咄逼人與得寸進尺。電影的情節荒誕，但卻合理，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未來人類的可能性，是一種壞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如何去改變。

吸引我寫這篇影評的是電影中所展現的一個場景。影片的男主Christian（這個名字本身似乎就是一個隱喻，一個現代人，現代的基督徒）為了向小男孩認錯，他拍了一個視頻，一個充滿矛盾的視頻。視頻的前半段是他的自我認錯，他承認了自身的自私，自身存在的偏見和歧視。但是在視頻的下半段，他卻用這個社會的結構性的不正義來為自身開脫。他說這並不是自己一個人的責任，因為階級之間的鴻溝和偏見並不能夠靠他一個人認錯、拍個視頻就能夠解決，這需要全社會的關注。不難看出，男主是一個現代版的「耶穌」，他試圖拯救一些什麼東西，無論是廣場上的被威脅的女孩，還是自己的手機，還是那個在便利店行乞的趾高氣昂的乞丐，還是他自己的女兒，但是卻無不被裹挾到一個難以解決的社會困境之中。在這樣的一個現代社會，行正確之事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什麼是正確」恰恰是一個最難以回答的答案。男主Christian所拍的這個視頻，好像是正確的，但是他所講述出的內容，卻恰恰反映了最不正確的東西。他明知道自己需要去男孩家裡道歉，而不是僅僅拍個視頻，但是卻選擇了最為安全、穩妥的方式解決；他明知道自己是有錯的，但是卻不想要自身承擔這個罪過，反而要轉嫁給這個社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更像是一個有關於「何謂正確」的現象級論辯，究竟不發表侮辱弱者的視頻是正確的，還是要勇敢的堅持言論自由的底線是正確的呢？可憐的男主，只能夠把鍋推給整個公司，他不能夠以自身的名義，以一個個體的名義來承擔這個罪責，因為作為個體而言，他自身的道德判斷、他自己有關正義的評價，都是微不足道的。這是一個完全相反的耶穌形象，他軟弱、無力、無可奈何地癱倒在發布會的桌上受眾人的眼光。古典的、古代的耶穌是一個英雄的形象，他可以承擔起整個人類的罪；但是現代人，現代的每一個個體，甚至連自身的罪責都無法通過自己來承擔。

電影中出現的「抓狂美術館」，首先是作為一個裝置藝術出現的。抓狂美術館，作為一個界限明確的「廣場」，它所要傳達的母題恰恰是一個矛盾：方塊裡是一個信任和關懷的場所，走進它的內部，我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因為每個人恰恰都是一個「抓狂美術館」，因為每個人都有自身的界限需要維護。有界限者能夠相互理解、信任而最終和諧相處嗎？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它直指現代人所面臨的尷尬的困境。作為原子主義式的個人，每個人都自成一個世界，然而，作為人，我們又需要這個冷漠無情的世界中，來自同類的理解和關懷。

抓狂美術館所承載的母題，更像是一個宣言，一個美好的希望。但是這一希望實現與否，卻取決於人們自身如何去行動。 影片中的另一個裝置藝術，作為猩猩的人「闖入宴會」，更像是一個悲觀主義式的回答。它展現的是人類將逐漸失去同他人交流的能力，甚至失去理解他人的能力。一個陌生的闖入者，一隻野獸，闖入了人類的聚居區，它是人，但是卻無法得到承認，最終的解決方式只能夠訴諸暴力。這更像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縮影，文明的呈現方式總是以它最難堪的一面出現：戰爭、流血和暴力。文明正在漸漸退化，人類也在退化為穴居在陋室中的猩猩，像是那個作為寵物的猩猩，安靜地在抓狂美術館之中看著漫畫。作為同類的人之間都無法彼此理解，困難的不僅僅是利益的糾葛，階級、地位的鴻溝，種族的差異和歧視。困難的是，我們之間並不知道如何相處。美好的希望是男主最終的幡然醒悟，然而，那似乎顯得太過遲緩，因為小男孩已經搬走了。當作為野獸的人傷害了他人，別人並不會等你的那一句道歉。

（作者：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