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重生騎士》影評：馬力克與趙婷：倒逆的鏡像
重生騎士影評馬力克：從存在主義到超驗主義
泰倫斯·馬力克若不是哲學造詣最高的導演，也肯定算得上最富哲學味的幾位導演之一了。這樣講是因為圍繞著影像哲學這個話題，我們還能想起一些其它導演，比如伯格曼、尤金·格林，貝拉·塔爾、布魯諾·杜蒙。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尼采使哲學與小說接近，穆齊爾使小說與哲學接近，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伯格曼將電影與哲學接近。在此，所列的其它幾位導演都曾學習哲學，兩位甚至還在大學人生消極掰過哲學。無疑，這種背景和經歷賦予了我們的導演深入思考影像哲學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將哲學作為文本展開在影像中（後者正是伯格曼的方式）。
影像哲學，或哲學化的影像，是在影像中移植進哲學思索。不再借助於文本進行哲學探討，這與通過小說展開的路徑沒有本質的區別；而是通過影像自身進行著哲學上的思索。對影像本身的處理，即顯示出導演的哲學觀念。比如在貝拉·塔爾的電影中，通過構築一種將一切固化為物的方式（創造唯物影像）潛在地表達出他的哲學觀點。以此點看去，馬力克肯定是其中最懂得如何通過影像來傳遞哲學思想路徑的轉變。
這條變遷的路徑暗藏在他迄今所創作作品的脈絡中。年輕時作為海德格爾的信徒，馬力克信奉一種「存在主義」哲學，並在求學時便翻譯出版了海德格爾的《論根據的本質》（1969）。在處女作《窮山惡水》中，我們能發現這種思潮的影響：個人以荒誕的方式（孩子氣）反抗著這個「窮山惡水」的世界。原始、純粹的自然，在富於詩意的鏡頭中展示出其潛在的強力。我們能見到，「存在主義」式的命題如何以「超驗主義」這種最具美國本土意味的哲學方式展示出來。如果電影的主題是存在主義式的，那麼馬力克的影像哲學則基於某種「超驗主義」。
如果我們不曾忘記，今天我們所見的馬力克並非向來如此——前者拍出了《聖杯重生騎士》（2015）、《時間之旅》（2016）和《歌聲不絕》（2017），而後者可以幾十年如一日就為著醞釀一部佳作：《窮山惡水》（1973）、《天堂之日》（1978）和《細細的紅線》（1998）——那麼我們就能明白如何自《新世界》（2005）起，舊的風格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被重新發明出來：一種囈語般的畫外之音加上飄忽玄虛的攝影，組合成了可被稱為「影像散文詩」的東西。存在主義的堅實強力被不斷地削減剔除，從而將「超驗主義」的飄忽本性暴露了出來。
如此，便形成了馬力克在《生命之樹》（2011）後走上的那條模式化道路，我們突然為馬力克每年一部電影的創作速度所震驚，想當年可能20年也等不來他的一部作品。主題變得更加宏大：愛情、生死、宇宙……畫面也變得愈加唯美，而流於空洞的運動鏡頭則使他的電影變為視覺的奇觀，而不再有任何實質的意義。也就是說，影像變得越來越「超驗」了，超過了我們的觀看經驗，卻又未能創造新穎的體驗。
趙婷：從超驗主義到存在主義
趙婷迄今所創作的兩部電影《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重生騎士》，都將目光對準了美國的少數族裔。前者是松樹嶺的印第安人 ，後者是低布魯勒蘇族的訓馬師。或許是自己的身份（華裔）使然，讓她能對這些弱勢群體的經歷感同身受。後者的拍攝計劃源自於前者，是在拍攝《哥哥教我唱的歌》時碰巧遇到了一位拉科塔牛仔 ，具備政治敏感意識的張婷為其所吸引，遂產生了新的拍攝計劃。
男主角叫布萊迪，因為一次墜馬事件頭骨受損，可能葬送掉自己訓馬師的前途，而訓馬這個職業是他唯一能確定自己身份的事情。他為此深受困擾，並屢次嘗試從肉體與精神遭受的雙重創傷中恢復過來。在肉體上，他的右手因為神經僵化有時不聽使喚，這對一位訓馬師來說顯然是致命的；而在精神上，則來自於他的好友，一位訓牛師在聲譽正隆之際摔成癱瘓，這個鏡像關係因此這次受傷加劇。當然，除了個體意義上的這些原因，他還需要解決外在的困難：照顧弱智的妹妹和年老的父親，那匹叫做「古斯」的馬將要被父親出售。
在電影一開始出現在布萊迪夢中的馬，以兩個特寫展示在觀眾面前：騰飛的四蹄和眼睛。這顯示著訓馬的雙重工作：能在技術上馴服一匹馬仍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在精神上讓它信任你。從此點看，布萊迪是一位完美的訓馬師，電影特別刻畫了多處布萊迪訓馬的場景，從中我們能夠看出他懂得馬的每個動作，知道如何通過靈性互通來獲得馬的信任（眼睛的對視）。這種超越現實經驗的神秘能力，正是基於一種「超驗主義」的哲學理念：萬物有靈。
但這種潛在的設定並未讓《重生騎士》的影像墜入「超驗」的陷阱中，這個陷阱正如我們在馬力克近幾年的電影中所能看到的，也是《哥哥教我唱的歌》中所使用的攝影方式。在這部處女作中，空靈的鏡頭運動讓我們想起馬力克的標誌性鏡頭，以配合一種抒情式的表達：人與自然相互契合的關係。而在《重生騎士》中，人與自然的關係縮減為人與馬的關係，而馬進一步通過訓化脫離了野蠻的自然。因此，真正困擾著布萊迪的其實只是一種人際間的關係：他與朋友、他與父親、他與妹妹，這三者對他的精神造成了嚴重困擾。與此同時，來自自我的質疑也在加劇這種精神危機：不再能夠訓馬的為何還要活著？（有一幕，他舉起了手槍嘗試自殺）
這種探尋存在意義的問題正出於一種「存在主義」的理念，活著既然如此沒有意義（曾經的訓馬冠軍與現在超市售貨員的身份對比），那就只能通過抗爭來獲得意義——無視手疾，無視精神壓力，重新走上訓馬之路。這正是導演趙婷在電影最後為布萊迪安排的結局：再次參加訓馬競賽，並得到了父親與妹妹的鼓勵。因而，我們似乎可以說趙婷的這兩部電影走上了與馬力克相反的道路。如果說馬力克從一種存在主義的內裡走上了超驗主義的外皮，那麼趙婷從「超驗」的影像走入了「存在」的深刻探尋。從《新世界》走回《天堂之日》，《重生騎士》中昏黃光陰下低飽和度的畫面多麼像《天堂之日》中的黃昏攝影（馬力克「根本不愛電影，只愛黃昏和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