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DAU：娜塔莎》影評：不具備藝術性的罪惡行為

在觀看《DAU：娜塔莎》(DAU. Natasha, 2020) 之前，從來沒有過電影會讓我感到這樣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除了為供稿而趕進度的少數情況，這是我第一次在電影結束時，隨即連夜寫下滿滿兩頁的筆記大綱，以抒發出積壓著的觀後感。

儘管影片在不久前的柏林國際電影節獲得了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還一舉成為話題熱點。先撇開電影節的評選取向不談，我仍然始終不能理解，當時在展映第一時間看完電影的國內影評人，為何要嚷嚷這部影片乃至其整套作品，都會載入電影史冊。在我看來，這套作品理應得到的評價，是要被釘在電影史的恥辱柱上。

近期在媒體渠道看到比較中肯的文章，是一篇名為《這不是電影，是犯罪！》的報道。然而若僅僅是依據片中實際發生了暴力行徑，來否定整部影片，看起來似乎不夠徹底地說服。為此接下來，我將會從藝術手法的層面去探討，解釋影片為什麼是徒有虛名，敗絮其中。而這是我看的第一部，更會是唯一一部DAU系列作品，卻也已經可以充分了解導演「獨特」的拍攝形式的運用。

起初看到關於影片攝製的背景資料，我曾一度想象這個項目，有著行為藝術般的概念指向。但事實並非如此，召集普通人進入模擬社會運作的片場，並長時間跟拍錄下大量的影像素材，這種攝製方式所展現的最後成片，只能稱得上是，對參演人員身體和情感的雙重剝削。這裡的「剝削」，並不單指片中真實發生的性侵行為，而是內在於攝影機與演員之間交互的劇情設計。

一些人認為是該影片重大突破，所謂虛構與真實的邊界模糊，根本上是不成立的。這裡導致的，只不過是影片介於虛構與紀錄之間的不倫不類。本來，虛構敘事是邏輯思考的產物，紀實拍攝則是觀察認知的發展。但是這般模仿復原的實景拍攝，及沉浸式跟拍產生的「即興」演繹，竟使得電影生來具有的兩端屬性，均體現不了。

即使我們無法分辨，影片「劇本」的情節安排，具體有哪些是來自導演的意志，有哪些是演員的現場發揮。可是那些讓觀眾萌發質疑的症候，通過對於片中人物和場景的真實性，以及演員的鏡頭意識的揣摩，便可以發現結論。

並且影片的拍攝，也算不上什麼「社會實驗」，缺乏相應行為模式的建立與分析，為所欲為的同時，也只是漫無目的。與其說這是一種實驗性，倒不如說，是在借用蘇維埃政體作為事由，給予導演以極權和特權，去肆意操縱片中人物的命運。而且這些原本應該是扮演角色的人，變成了像現實一樣存在的血肉之軀。

淡化故事，封閉空間，場景簡單，大量對話，每一場戲都是接近真實時間的剪輯。形成影片主體的影像元素，反而令我覺得有一種劇場式的舞台感。然而不同場景切換所帶入的觀感，卻是各自分裂的。如果說導演的拍攝手法，意在追求演員「活在當下」的真實反應，那麼讓我揭開影片「內幕」的，恰恰就是演員在劇場情景裡所表現的狀態，出現下意識的偏差和對照。

下面我會把每一幕中的關鍵場景，都進行一遍仔細的查看。開場的第二場戲，是人們在餐廳裡吃飯，身為服務員的女主角端菜上桌。這裡展示的是瑣碎的日常，也就是最具真實感的現實狀況。可是縱覽全片，這些所謂的真實生活，僅僅停留在了口腹餐食的層次上，雜亂而庸常。影片絲毫沒有關於人物所處的社會背景的呈現，不論是宏觀或者微觀方面，該作品對於歷史上的蘇聯政權，都構不成任何實質性的批判。

接下來的第三場戲，是兩名服務員下班後，在休息時間小酌閒談，隨後發生了爭執打鬧。前半部分兩人的聊天，看似牽扯到了人物前史的表述，但演員講述出來的這件事，對劇情推進既起不到作用，也無法使觀眾加深了解人物，以至於讓人頭緒不著邊際，並產生出對角色與演員兩者本質上的混淆。後半部分兩人的爭吵，是片中觀眾第一次看到明顯的演員的真實反應。肢體衝突逐漸升溫的過程，略微的話筒收音噪聲和手持攝影虛焦，表明了這是一段即時性的素材，沒有經過預演或重拍。不過這些真實情緒也是無意義的，演員的動作和言語裡面，失去了創作所包含的潛文本，剩下的單純就是兩人的一場胡鬧。

第四場戲是男性角色的正式出場，他們是一群科學家，在實驗室裡工作著，並且第一次出現有人全身赤裸的畫面。那些男性「實驗對象」，被要求光著身子，進入儀器進行試驗。儘管只是離鏡頭較遠的全景，但可以先後看到，在脫去衣服後，有人坦然地暴露器官，有人在意地用手遮掩。這說明了鏡頭裡的演員，還是有著一定程度的被「觀看」的意識，並沒有全然忽略攝影機的存在。另外，片中的「人體實驗」聽上去就很荒謬，顯得這群科學家十分兒戲。

故事線在第六場轉到了科學家與服務員共聚的一場私人派對。整個情境彷彿抽離了時代，看上去更像是當代人在夜店的尋歡作樂，嬉戲摟抱的酒酣耳熱，輕易就會推導出女主角身上將要來臨一夜情。這個場景讓我覺得，影片是不可信的，而且無論片中人物是怎樣的興致勃勃，我的感受只是無趣。

然後第七場戲是全片的第一次高潮，男女兩人在臥室進行了雲雨纏綿的媾合。演員旁若無人，鏡頭持續凝視，甚至有性交過程中性器官清晰可見的特寫。這一段倒是有些觀賞性的，相比起色情片裡演員刻意討巧地為觀眾製造快感，看著畫面裡兩人熾熱的自我沉醉，反而是有種迷人的美感。然而演員再怎麼性致盎然，也不代表人物之間有了深入的感情連結。

下一場戲的浴室對話中，女主角對著女同事就剛才發生的露水情緣，透露了自己的心聲。「我很害怕，我不想和別人在一起。你不可能愛上一個人，在一個親密的…在性愛中。你不能和床上的人在一起，床上就是床上，關係就是關係。」那麼人物的這個想法，是屬於演員個人的感情觀呢，還是因為片場生活的臨時性，而導致她對關係的發展不抱希冀。而接下來，影片也沒有繼續聚焦在兩人的情愛走向上。

在短暫的常態式重複後，第二幕的中間點上，發生了整部影片最有藝術價值的一場戲，值得我們逐字逐句地認真對待。女主角和女同事先是把酒言歡，女同事在喝醉了之後，顯然是又一次真實反應的展演，但是這醉醺醺的舉動，不過是無用的情緒宣洩，並且引致了一片混亂。然而在這種看似無意識的實況中，女同事說了這樣一句話：「導演明天過來，我們就完蛋了。」然後正是這句話，使得女主角陷入情緒崩潰。

女主角表示「我受夠了」，接下來開始哭泣。「他媽的，每天都這麼該死。可惡，你們所有人。為什麼是我？」女主角掩面而泣，蹲下身來，想要隱藏自己。但是攝影機卻換了角度，在櫃子之間找了一個位置，正對著蜷縮在角落的女主角，繼續拍攝。從女主角意圖躲避鏡頭的肢體語言，可以看到鏡頭對她的真實喻義上的偷窺以及壓迫。在畫面構圖裡，作為前景的兩邊櫃子，也在大面積地擠壓著她所處的空間。隨後女主角直視了一眼鏡頭，試圖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可是這並沒有結束，很快女主角大喊了起來：「我他媽受夠這個導演了，艹他媽的。」同時她走向攝影機，並在鏡頭前，用力地摔東西，以示她的反抗。「我他媽的受夠了。我受夠了所有人。」當她暫停下來又一次試著平復情緒，安慰自己，「我很堅強，我會挺過去的。」但她還是忍不住又哭了起來。這時攝影機也立刻向前移動，越過櫃子，將畫面從較遠的全景，切換到距離較近的中景。「你們都滾開，滾開。」女主角一邊向鏡頭給出回應，一邊已經泣不成聲。

接著女主角走出幾步，以稍微隱匿的側身或是背對鏡頭，帶著哭腔，開啟了一段哀訴：「為什麼我會這樣？他們說沒有上帝，但他確實存在。」當她再次蹲下來縮成一團，攝影機對應著她的姿勢，先是給出了俯視的拍攝角度，然後也隨之降下，顯示出仿似平視的視角。然而，這裡所指的「上帝」，通過鏡頭我們會知道，那是代表著由始至終都一直「在場」的導演。導演對於影片拍攝的高度介入，致使那種紀錄式的隨機事件與客觀觀看，從根源上是不具備的。

失聲痛哭後，女主角仍要盡力去恢復已然徹底失控的情緒，她喃喃自語，「我很堅強，是個成年人，但沒有用的。」 她靠著牆，吸著煙，回顧了一下自己在這裡的境遇，「白天工作，晚上私人生活。什麼私人生活？沒有私人生活。一個普通的妓女 (註：性工作者是這名女演員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收錢回家。」說完，她深深嘆了一口氣。看到這裡，已經不難理解這部影片拍攝過程中的非人性化，女主角進行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拍攝，在這個「楚門的世界」裡，是不會存有真實體驗的日常生活的。即便女主角將其認作是為導演提供「服務」，也依然表現著她的非自願性質。

當剪輯接續到醉酒的女同事被兩名男性演員，脫掉衣服並赤身裸體地放進浴缸，簡直是令我對這部影片的創作尺度，再一次的質問。一方面，在這個時刻下，女同事本身應該是沒有清醒的行為能力的，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劇情邏輯，這兩個男性角色也沒有出現在浴室裡的原由。因此，影片這樣去呈現一名女性的裸體，可以說是平白無故，甚至用意不軌的。這段影像本就沒有放到影片裡示眾的需要，更別說畫面裡那就是男性和鏡頭對於女性的猥褻。

接下來影片直接進入到第三幕，女主角身處審訊室的部分，也就是男軍官對女主角性侵，實施欺凌的地方。劇情一上來，即是女主角因為之前與外籍男性角色發生性關係，而遭受嚴刑逼供。這個引發軍官使用暴力手段的立案動機，含糊不清，無從了解，顯然也不是這場戲想說明的內容，充其量只算是個侵犯女主角人身自由的藉口。而這個情境，大概是全片僅有的涉及社會理論的戲劇性呈現，軍官羞辱地命令女主角脫光，並把酒瓶置入她下體的性侵行為，不關乎性企圖，而是關乎權力。

到了結尾，女主角與軍官面對面坐下，談起了剛剛發生的強暴，令我驚訝的是，女主角對軍官竟表示出，一種像是「斯德哥爾摩效應」般的討好獻媚。兩人吻別後，軍官扭頭便從動作上示意了，對她的厭女式鄙夷。而且那份在軍官的口授和管控下，由女主角抄寫的描述「變態」的供詞，無非是顯現了軍官的施虐心理。

那麼女主角這樣的表現，是出於經受暴力的後果嗎？這是她想從暴力中抽身的應對方法嗎？她又有否考慮，如何繼續在這個「社會」裡活下去？也許這些後續的影響，才是聚焦暴力時，真正應該探討的問題，但是影片沒有做到。反而是參與其中的演員個人，餘波未了地承受了這份煎熬。在片尾字幕的演職員表上，可以看到扮演審訊官的阿茲波已去世的標註，而他的病逝，與他於拍攝中施暴，繼而被留在心裡的愧疚所折磨，不無關係。

兩人的對話，某程度上可以說是影片主題的闡釋。女主角對軍官坦言，「有點疼，對我來說，太殘忍了。我們都是人類，我想我們能完全理解。」軍官雖然回答：「毫無疑問」，但稍後他補充道：「現實比我們的夢想和幻想更加殘酷。」這種有意營造的殘酷，在這部既非想象也非真實的電影中，給予了觀眾相當大的觀感刺激。可這也正是影片的悖論所在，如果要用到如此強烈的方式，才能引起觀眾對人物投以共情，那這種對於人性的感受，究竟是惻隱，還是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