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DAU：娜塔莎》影評：：電影醜聞一半來自詆毀，一半來自偉大
DAU：娜塔莎影評
在今年柏林電影節中《DAU：娜塔莎》的首映發布會上，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針對關於這部凝聚了十四年心血的製片項目的一些爭議性較大的問題做出了解釋。通過對比本片演員在拍攝過程中的體驗以及角色在現實中的真實經歷，導演解釋道：「所有（在電影中呈現出的）情感都是真實的，但產生這些情感的大環境卻不是真實的。在現實世界中，你會因為這些情感付出極大的代價；但在電影中卻不是這樣的。」
《列夫·朗道》的整個製作過程及幕後故事從一開始就飽受了十幾年的爭議，許多文章更是批判這個系列為「史上最有野心卻也最受爭議的製作項目」。導演在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郊區建造了一座13000平方米的實體蘇聯小鎮用於拍攝，所有的「演員」被要求沉浸在蘇聯世界裡並嚴格按照前蘇聯50年代的方式生活。
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和他的團隊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把所拍攝的長達700小時的35mm膠片素材剪輯成14部電影。在原先於柏林舉辦首映禮的計劃失敗後，部分電影於2019年1月在巴黎與觀眾見面。
眾所周知，這個涵蓋了戲劇、音樂、舞蹈和表演藝術的龐大項目被媒體稱為是一場「組織性的災難」。但也有許多影評人對於電影本身這種獨特的戲劇性做出了正面評價——他們認為，DAU項目的歸宿是電影而不是展覽。對於我個人而言，這樣的想法是在我於柏林電影節上看完《DAU：娜塔莎》及《列夫·朗道：退變》後產生的。這兩部作品首先震撼我的是他們的龐大敘事，其次是這個項目作為藝術實驗在倫理道德邊界的衝擊。
電影以灰色的天空，昏暗的內景以及鋼筋水泥鑄造的大樓作為開場，把不知情的觀眾置入了一個陌生奇怪，甚至脫離現實的一個「實驗室」裡。這個「實驗室」就是導演按照物理學家列夫·朗道在莫斯科的工作及生活環境為模型所建造的一個封閉式小鎮，而列夫·朗道本人在共產主義的專制統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在這樣一個虛擬的世界中，由希臘指揮家TeodorCurrentzis飾演的Dau在一個封閉式的集體與各種學者，物理學家，技術人員甚至是臨時工和家政工人形成各種聯繫。在一個建設性的時代，DAU不僅建立了一個獨特的世界，並任其自由發展，最終見證了它的毀滅。
由於新冠疫情的緣故，《列夫·朗道》系列目前在網絡上發布（主創原本的計劃是在未來幾年的電影節中陸續發佈該系列14部作品），但目前的局勢也讓DAU系列獲得一個意想不到機會來重新為自己定位。「我們的第一個電影項目就是和隔離、孤立有關的。我們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下拍攝，我們拍的是那些與世隔絕的人們。」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建立DAU.com網站時說。該網站是一個互動型流媒體平台，最終會用於發布團隊拍攝的700小時的所有素材，包括音樂會演出，科學與藝術紀錄片，以及其他與這個項目製作有關的簡短視聽素材。《列夫·朗道》系列浸入式探索的敘事和鏡頭讓在家觀影也成為一種不錯的體驗。該網站同時也會提供詳細的角色介紹以及該系列14部電影之間的聯繫。
作為電影，DAU系列講述的故事跨越了幾十年的時間並且採用了非線性敘事的風格。對於觀眾來說，他們需要像觀賞一部結構較為離散的電影一樣去慢慢消化DAU龐大的敘事邏輯。相比於那些分集的電視劇，DAU系列的形式更為自由，它更像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DAU宇宙」而不是一系列已經設定好了的敘事事件。在DAU裡發生的所有事件都在不斷的積累發展出新的故事線。在這樣的情況下，時間在整部作品中是完全相對的。在僅僅看完這個系列的一半電影後，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整部作品在製作中的投資和最終的效果完全成正比，它讓觀眾能更深入地探究DAU迷宮式地故事。
葉卡特琳娜·奧特爾可以說是整個DAU系列除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之外最關鍵製作人，除了和伊利亞導演執導了其中七部影片，她同時還負責劇組的妝髮及後期剪輯。她執導的每一部影片都分別以不同的女性角色為中心。其中包括了整個系列中最主要的兩名女性角色：娜塔莎和諾拉。娜塔莎是一名中年餐廳服務員，她與一名法國科學家的戀情遭到了特勤局局長病態的拷問。飾演娜塔莎的演員納塔利婭·別列日納婭詮釋出了這個角色敏感而又堅強的個性。娜塔莎這個角色體現的不僅僅是整個社會體系對於女性的壓迫，更是體系對於任何於國家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背道而馳的人的蔑視態度。
影片中娜塔莎在審訊室中的場景以及各種暴力的性愛鏡頭都引來了巨大的爭議，劇組卻反復解釋道，所有的演員都是自願地留在DAU世界參與生活與拍攝。娜塔莎這個角色可以說是整個「DAU宇宙」的中心，像是一個符號反映著俄羅斯體制內外的暴力，更準確地來說，是普京執政下的俄羅斯依然存在的法西斯主義。而相對而言，Dau的妻子諾拉在電影中受到的是另一種更為常見的壓迫。諾拉面對丈夫長期的背叛和不忠選擇默默忍受，而這也展現了該系列在故事敘述上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
作為一個龐大的系列項目，DAU的鏡頭卻以狹小封閉的內景居多。觀眾偶爾會看到劇組為拍攝而建造的那座巨大的研究所出現在外景鏡頭裡，但它通常是以背景出現或是在鏡頭裡用於體現出一種黑暗籠罩下的空洞感。在白天拍攝的很多鏡頭中，本片的攝影師經常用中特寫鏡頭或是手持鏡頭捕捉演員表演中的情緒。電影主要聚焦在兩個時間段，以1953年斯大林逝世及之後幾年的政治社會動盪作為節點。在此之前，整個系列的戲劇性都是從Dau作為研究所領導人的身份以及他與諾拉的感情出發，然而到後半段，DAU的重點轉移到了由電子工程師AlexeyBlinov負責的科學實驗以及他的研究給人們帶來的影響。
這部拍攝蘇聯上世紀5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電影在嚴苛及溫柔交替的描寫以及較為流暢的內在感中表現出了禁戀及傷痛中的愛與依賴。在《列夫·朗道：三日》中，這種愛與依賴表現在Dau對於他的前任瑪麗亞的單相思中，而在之前的《列夫·朗道：卡佳與塔尼亞》中，這種情感又體現在Dau對於他的另一位愛人卡佳混亂的私生活的嫉妒中。同時，在《列夫·朗道：諾拉與母親》中，諾拉與她疏遠多年的母親短暫的重聚表現得像是兩個厲害的舞台劇演員在台上極具張力的唇槍舌戰。在這個系列每一部電影中，每個故事都極具戲劇色彩，這不僅豐富了整部電影的情緒，更是讓每個角色更加豐滿充沛。
與前期電影柔和的色調相比，後期電影較多地是以尖銳的藍綠色或是刺眼的熒光色作為主調。這種獨特的視覺風格轉變也與戲劇到後來逐漸走向超現實相匹配。這樣的轉變像是從德國法斯賓德電影中的流動性逐漸走向蓋爾曼或是拉斯·馮·提爾「道格瑪95宣言」電影中的那種力量。在《列夫·朗道：退變》及《列夫·朗道：新人》中，Dau研究所的一系列活動及它對研究所成員造成的心理壓力達到了一種令人畏懼的地步。作為DAU系列的最後兩部作品，這兩部電影表現出的是右翼共青團極權統治所造成的動盪及最終的毀滅。
在Maxim的領導下（該角色原型為MaximMartsinkevich，他堅信新納粹主義，目前在莫斯科監獄中服刑），DAU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逐漸走向種族優秀論，並以「培養出更完美的人種戰士」作為目標。在DAU最讓人悲傷的一條故事線中，Maxim與Vika日生情愫，卻使得整個國家政權遭到了安全危機。整個研究所開始逐漸走向必然的瓦解，成為了這個組織的領導人口中的「慾望的糞池」。在這個系列的電影中，歷史教會我們的是，人性終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我們我們最原始的動物性本能。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不只是敢於向觀眾展現歷史最終的結局，更是向我們展示了我們是如何發展到這個地步的。
Q&A
Cinemascope：
用十四年來打造一個項目可以說是相當長地一段時間了。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DAU可以是超越傳統傳記電影一個項目呢？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在我們第一次在聖彼得堡的拍攝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對於這個項目的思考或許還是不成熟的。所以我暫停了拍攝計劃並重新開始對這個系列的規劃。有一點我能保證的就是，DAU絕不僅僅是傳統的傳記電影。在我們最初的計劃中，DAU是一部關於當下社會問題的電影，只不過我們是在講述過去時代的故事。因此，時間的概念在這個系列中就好像是小丑的紅鼻子：當一個人戴上紅鼻子面具變成小丑時，他被賦予了另一種權力，他怪異的裝扮在小丑的身份中變得合理。我想要依照量子物理理論來製作這個系列。從籌備階段開始，DAU系列就注定是與眾不同的，他無法被限制在單單一個人物故事裡。
在電影中，新的變化和發展在不斷發生，新的人物角色，新的故事。我能想象並相信生活在這樣的新世界中發展，但我無法想象這會是怎樣一種生活。例如，我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的科學家，我也沒有想到所有的這些非線性的關乎於人性和現實的世界觀會是這樣產生的。我也無法想象到瑪麗亞·阿布拉莫維奇（MarinaAbramovic）會參與進來，這些社會性實驗會真的發生，或是這個項目甚至會涉及到新納粹主義。
Cinemascope：
您最開始是因為什麼對列夫·朗道的人生開始產生興趣的呢？又是怎麼開始對他的科研所開展研究並構思進你的電影裡的呢？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我從小就很喜歡列夫·朗道這個人物。他是一個無所畏懼的科學家，一個天才，他創造了一所非常好的學校最終被捲入一場令人難過的意外。每個蘇聯知識分子的家裡都放著關於列夫·朗道的書。當KoraLandau的書《朗道：我們如何生活》（Landau:HowWeLived）出版時，每個讀者都被震撼到了。這本書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它是一本關於自由與快樂的書——人在一個極權國家追求自由和快樂。所以我最開始對列夫·朗道的興趣在於他是一個自由而好奇的人，他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對於快樂的理解中，他認為一個人的快樂可以是另一個人的不幸。
除了他的科研理論之外，列夫·朗道相信他畢生研究的心血也是對於快樂的理論。他認為快樂由四部分組成：愛，工作，自由以及友誼。而列夫·朗道擁有了這一切：他從小就是個天才，受著人們的仰慕。而快樂與自由對於這樣一個人是什麼呢？這也是我電影最開始思考的地方。
但當我們真正開始構思這部電影時，我們還是決定放棄對列夫·朗道傳記的改編，因為如果我們要做一部歷史電影，便不可避免地需要自己杜撰編造一些歷史。我們不希望去編造歷史，我們想要創造歷史。因此在這個系列的電影中，我們只保留了列夫·朗道對於快樂的理論作為主題。
Cinemascope：
我很好奇您是如何以裝置的形式來構思這部電影的拍攝的？您對於這樣的形式滿意嗎？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對於我來說，DAU這個系列的結晶不只是這十四部電影，還有他所有的材料——這也是他可以被多重解讀的可能性。我們的DAU.com上線後你就能感受到這一點。這十四部電影更像是這整個700小時龐大項目的一個預告。當然，每一部影片都有他們獨特的價值。我們在巴黎已經做過一個沉浸式裝置的展覽和體驗了。
Cinemascope：
TeodorCurrentzis是怎麼參與到您的項目裡來的？與他的合作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最開始我們考慮的是選用專業的演員卡司。但在54個俄羅斯地區的試鏡中我意識到我根本不想要專業的演員。專業的演員只能演繹出角色的內心活動。如果讓一個專業演員來演DonJean這個角色，他能表演出他對占有DonnaAnna內心慾望，卻無法表現出這個角色對於神的理解。演員只能把角色的心理表現出來，卻無法表現出他精神層面東西。用另一句話來說，天才只能由天才來扮演。
我最開始想找一名猶太人來扮演Dau，因為猶太人從文化上傳承了基督教前的道德思想。如果我們從現代道德的視角翻閱有關古希臘的文獻，我們會發現很多問題。在兩種思想中靈魂與身體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在這些文獻中，所有的英雄都具有相當高的精神境界，但如果從今天的價值觀來看，他們的行為又是極為不道德的。我自始至終都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猶太人來演繹Dau這個角色。但幸運的是，我的選角導演找到了希臘指揮家TeodorCurrentzis。和他一起工作十分富有挑戰性，卻也是有趣的。在我看來，我們成功地把現實環境與編造出的角色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
Cinemascope：
您能說一說您與每位表演者的拍攝經歷以及他們各自的故事線嗎，整個系列的故事敘述是在最開始構思時就以成型，還是您在拍攝並積累素材的過程中發現這可以是一部電影呢？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這是一個關於現代的人處在一個不一樣的時代的故事。我們盡一切可能地修復了當時的生活細節。你們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們所造地研究所看起來特別的超現實。像所有的研究所一樣，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門裡工作。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這裡，但他們一天中所花地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所裡，並與不同的人製造各種聯繫。他們自己決定是否加入政黨，是否配合權力部門，或是是否告發其他人。這些都是角色們能自由選擇的，可他們的「人設」卻是由我們而定的。你無法把人放在這樣的環境下去幻想出他們能過出怎樣一種人生。我們需要任角色自由發展，去主動創造或是解構接下來的情節。在這個過程中，是這些角色在不斷創造新的現實。大部分故事線是在拍攝過程中逐漸變得清晰的，但在剪輯過程中，我們決定選取哪個鏡頭放進電影中。
Cinemascope：
在這個系列的電影裡，演員基本上沒有劇本參照演出，但這些電影卻大部分都是由故事情節和對話主導的。在這個拍攝過程中，您是如何指導演員的呢？或者您對他們有什麼要求嗎？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我們在拍攝過程中確實有與演員們討論過部分細節，我確實有權利去調控他們的演出，但是我無法堅持去違背他們的意願。你在銀幕上看到的是舞台和實時演出的結合：所有演員的情緒都是真實並實時的；整個五十年代的研究所卻是搭建出來的。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演員是在一個設計好了的情況下扮演他們自己。理論上來說，娜塔莎在拍完審訊的鏡頭後能和Azhippo在工作室中共進午餐，或是AndreyLosev這個角色：當他被迫與權力部門簽署同意書時，他拒絕了。他在銀幕上展現的這個瞬間使人難以相信，但這就是Audrey本人所理解的他所在經歷的一切。他當然清楚這是在拍攝，並且他可以隨時拒絕並中斷拍攝，但他選擇繼續沉浸在這種地獄般的現實裡。這是一種巨大的風險因為他所在經歷的一切都是真實的：看似不可思議但卻是正在發生的。也只有Audrey本人有能力去承擔這樣的風險。
Cinemascope：
您能講講參與到這個系列拍攝的科學家們嗎？例如在電影《列夫·朗道：退變》中，他們本人的價值觀跟整部電影中推崇的價值觀又有什麼聯繫呢？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我的朋友DmitryFalkovich是一位導演同樣也是一個企業家，他幫我聯繫到了NikitaNekrasov，她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最著名的物理學家，Nikita又介紹了其他的西方科學家，比如AndreyLosev和DavidGross參與到了項目中。
所有的這些科學家都有他們在各自研究的項目和課題。他們在電影中的對話都是關於當今的物理問題的。所有的近代物理學都是以三四十年代的物理研究為基礎的。按照理論來說，這些研究都是有可能在1952年的秘密研究所中發現的。因此我們允許這些科學家在這樣的環境下研究他們所感興趣的領域。從結果上來看，我們創造出了一個尤其真實的環境。
在由AlexeyBlinov領導的實驗部門中，所有的實驗是真實發生的。甚至有真實的記者參與到真實的科研發布會中。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有三大部分：時間與空間，武器，及自然與人類的超能力。
Cinemascope：
您能談談與您合作的其他四位導演嗎？特別是葉卡特琳娜·奧特爾，她是這個系列很關鍵的一位製作人。她在DAU中執導的大部分影片都是以女性為中心的故事，這似乎不是巧合。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
在DAU這個系列中，我們需要結合不同的方法來創作。因此在拍攝結束後，我意識到我需要找其他具有不同個性的導演來剪輯這些素材才能得到不同的角度。他們都是極具天賦的一批導演，熟知電影結構，並且能切身感受到DAU這個項目中的人性部分。
葉卡特琳娜·奧特爾執導了《娜塔莎》《母親》等作品，她同時也是歐洲最有名的影視化妝師，並且曾經獲得過奧斯卡和艾美獎的提名。化妝師幫助演員做演出準備，因此她也是最熟知演員及角色心理的人。在三年多的拍攝中，我與葉卡特琳娜·奧特爾討論了很多角色的各種行為，我每次都能被她細緻的觀察震撼到。我也知道她對剪輯十分感興趣，當我詢問她願不願意擔任DAU項目的剪輯導演時，她同意了。
她作為一個歐洲文化下成長的女性的身份同樣重要，這使得她對事情有很多不一樣的見解。比如，我就無法講述諾拉的故事，因為我作為一個50歲的中年男性無法完全理解她或是其他女性的心理。再比如，如果要創作《列夫·朗道：退變》的故事，最好是由一個具有哲學教育背景和獨特世界觀的導演去講述。伊利亞培爾米亞科夫執導了這部電影，他同時也是位視聽藝術導演。他最開始是一位哲學家。在2003年的時候他對海德格爾的哲學理論和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集進行了辯論。同樣的，在拍《列夫·朗道：勇敢的人》時，我希望是一個同時具有生活經驗和專業科學知識的導演來指導這部電影AlexeySlyusarchuk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人選，他同時也當了很多年的導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