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DAU：娜塔莎》影評：柏林電影節看了8個多小時的DAU，從五星到一星

DAU：娜塔莎影評

文/笑意

公眾號：拋開書本

我在柏林電影節，看了8個多小時的DAU，經歷了過山車版的觀影體驗。

DAU在柏林首映之後，似乎全世界都在討論這個「真實版楚門秀」。為了幫助大家了解這個備受爭議的電影項目，我覺得有必要談論一下電影的內容本身。

以下劇透預警。

娜塔莎

入圍主競賽的影片《DAU：娜塔莎》，從五十年代蘇聯某神秘科研機構餐廳的兩個女侍應Natasha與Olga的生活切入，Olga年輕美貌，Natasha則已半老卻猶然風韻十足。

我們看到她們白天在餐廳接待研究機構的科學家與警官，還有他們的家屬，似乎游刃有餘，井井有條；而晚上卻一杯又一杯互相灌醉，借酒消愁。

兩人在談起什麼是真愛的話題後，Natasha突然因為無法忍受Olga不懂愛的真諦而開始斥責她，Olga則用自己的年輕來譏諷Natasha青春已逝。Natasha終於爆發了，命令Olga清掃櫃台。Olga此時也決心剛到底，堅持要回家。兩個女人相互撕扯。這一幕撕逼大戲長而不冗，一氣呵成，張力十足。

後來她們與一些機構成員和法國科學家Luc一起徹夜狂歡，一杯一杯灌下伏特加，用魚敲打著桌子，跳上桌子擁吻。

鏡頭不加掩飾地記錄下在酒精作用下Natasha與Luc的做愛全過程，鏡頭太生猛，一掃在場觀眾的困意，小至Luc試圖解那個年代的紐扣bra卻解不開的細節都讓人看得興味盎然。看著銀幕上一對老鴛鴦真槍實彈的纏綿，誰不目瞪口呆？

此時Olga與Natasha的關係就很有意思了，兩個人似乎又親如閨蜜，Natasha還會把Olga拉到床邊給Luc翻譯，又把Luc拋在床上，在浴室一邊洗澡一邊和Olga比較與身邊男人們不同的情愫。

而第二天白天，她們又衣冠整齊地招待餐廳的客人們，到了晚上，又開始一杯接著一杯對飲，斟滿白蘭地飲盡，之後一口伏特加一口啤酒，吐完了繼續喝，甚至試圖用啤酒來解酒。。。戰鬥民族果然都是用生命在喝酒。

看到這裡，大家都以為這部影片只是蘇聯時期的生活小品，呈現蘇聯人民是怎麼撒酒瘋的。沒想到正片才剛剛開始。

突然鏡頭一轉，Olga躺在浴缸裡被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潑水醒酒，Natasha隨後被帶到審訊室，拷問關於她與外國科學家luc的關係，一步一步被KGB的頭子Vladimir進行生理與心理的折磨——剝去衣衫，披頭散髮，用方才喝過的白蘭地酒瓶凌辱侵犯。

但這個過程又不是我們想象的純粹的殘酷折磨，Vladimir似乎熟稔「打一巴掌給一顆糖」的審訊策略，給Natasha斟酒，命令其吃沙拉，又反復提起要和Natasha做朋友。Natasha的反應也很讓人玩味，她在被凌辱後，還能收拾衣裝正襟危坐，並施展她作為女人的魅力，試圖取得Vladimir的好感。

男-女，強-弱，審訊-被審訊，在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高壓的控制慾與反抗的求生慾的對峙，顯得如此層次分明，甚至在Natasha與Olga這兩個女人的關係中也反映出類似的狀態。

究竟是怎樣的極權統治，讓人逐漸陷入這樣的卑微與瘋狂？在影片巨大的張力與衝擊力之下，我幾乎像丟了魂魄一樣走出影廳，一時不知道如何評論。

同時，我們也拋出一個疑問：影廳裡的觀眾都難以平復這部電影在兩個半小時內帶來的心理創傷，那演員們呢？在審訊室受盡凌辱、性虐待的Natasha呢？

在崩潰邊緣的Natasha，她的痛苦不是演出來的

出了影院，媒體們開始驚呼這部作品「偉大」「改變電影史」，我才開始了解DAU這個項目。它最大的特點，不是三年的拍攝，六年的剪輯時間，也不是8000小時的對白，3700萬的文字，甚至不是400個非專業出身的主要演員。DAU最讓人驚詫的是在這一個龐大的項目中，重構了蘇維埃社會，這些「演員」是切切實實生活在裡面的。

也就是說，在裡面發生的壓迫與侵犯，都是真實的。

媒體發佈會上，影片的主創們反復解釋，演員始終擁有喊停、離開片場的自由度，鏡頭也始終不是隱蔽的。他們自己選擇了留在DAU的世界，繼續他們的生活與拍攝。

退變

在看完《娜塔莎》之後，我感到這一部作品可能僅僅只是DAU宇宙中的冰山一角，畢竟它的切入點太小了，只截取了1952年餐廳女侍應的生活片段，而整個項目跨越了30-60年代的歷史階段。項目的主人公——DAU，也就是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在《娜塔莎》仍舊隻字未提。

《娜塔莎》都已經這麼牛逼了，那麼另外13部作品會是怎樣？帶著巨大的好奇心，我又走進了《列夫·朗道：退變》的影廳。

《列夫·朗道：退變》一共有6個小時，分為上下兩部分，故事時間設置為60時代末。由於從來沒有嘗試過這種馬拉松式觀影，我甚至已經做好了睡過去的心理準備，事實證明我想多了。

影片密集地重現了蘇聯秘密機構中一群人的生活，包括機構組織的會議，科學家穿梭於妻子與情人之間的生活，年輕人的飲酒與狂歡，神秘的人體試驗。。。DAU宇宙其他影片可能出現的人物也一一亮相，是一場複雜而精彩的群戲。

這六個小時情節層層遞進，把制度的惡和人性的墮落呈現到淋漓盡致，極其準確地折射了歷史與當今現實中真實存在的可怕的事情。

其中KGB的頭子，也就是上一部折磨Natasha的Vladimir,在這部電影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們熟悉的諸多獨裁者的影子：除了迷戀權術、控制、施虐、自戀這些特質，他的人物形象更是鮮活而多面的，甚至有時候還是「可親的」。

Vladimir在拳擊場上忍不住小試身手

論及掌控與凌辱，身處高位的Vladimir還是手到拈來，一點不輸上一部在《娜塔莎》裡的表現。看不慣年輕人文藝氣息的衣著打扮，便讓人給長髮的青年全剃光了頭。這一幕很熟悉對不對。

這些青年也是機構中秘密試驗的受試者，試驗目的是創造出完美的「超級人類」。他們後來都光著頭，只允許穿一樣的白背心、素色襯衣與西服，並接受各種訓練，從熱愛藝術與西方文學的文藝青年變成了做愛只會機械啪啪、唱著走調的歌糟踐藝術品的糙漢子。

KGB的影響滲入研究機構內部之後，這個封閉的社會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放任自流到高壓控制，團體內部也逐漸開始腐爛，種族主義滋生，人開始瘋狂地作惡。

影片看到後半段，我的內心是邊大呼WTF邊給它極高的評價的，它對社會制度以及人性的描述太過真實與深刻。一場場群戲又如史詩一般地展開，驚嘆一陣接著一陣。

但我永遠也無法原諒接近尾聲的那一幕。它讓我看到純粹的惡，而這個項目的實質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的。

那一幕是這樣展開的：一位美國心理學家進入機構測評受試青年的心理。那群青年此時已成為一個充斥著極端思想的光頭團夥，早就看不慣這個美國人，想把他騙到豬圈和他「玩玩」。最後因為餐廳工作的女伴的阻止，似乎沒有侵犯成功，只是把他嚇到了。

幾乎被性侵的美國心理學家

光頭青年們大概是覺得不過癮，隨後就去豬圈拎起一頭豬來羞辱，我們看到豬被他們蒙住了頭，身上被寫下「shame」等字，又被驅趕到餐廳裡，大聲地發出叫聲，聽得出是受到了極大的驚嚇。其中一個青年突然操起斧子向豬身上剁去，把還在掙扎的豬頭生生地砍了下來。餐廳的女伴失身痛哭起來，其餘的眾人也在驚詫中沉默著，看著青年們又把豬腿撕扯了下來。

極大的生理與心理不適在此時一併襲來，把我先前對此片的敬仰崇慕一掃而光。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原諒。

你們說你們凌辱的演員在片場隨時可以離開，但豬就可以隨便虐殺了嗎？你們的底線在哪兒？

我甚至懷疑，這個項目的實質到底是什麼，導演拍攝的動因是什麼。

他真的是在反思，還是只是單純地複製與呈現這種惡？還是在拍攝這種惡的同時自己得到釋放內心惡魔的快感？

矛盾

看完《退變》，我又開始從新的角度，重新審視DAU這個做著大型社會實驗的藝術項目。

首先它已經超出了複製蘇聯社會體系的範疇，因為在項目中生活的演員，是擁有雙重身份的現代人。他們擁有現代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又被這個蘇維埃式的體制所扭曲。他們帶著自己的名字，融入DAU的宇宙，穿著特定的服裝、戴著舊時代的造型生活，放飛、迷失、再重新定義自我。

當真實與虛假的邊界早已模糊，他/她在被侵犯的時候會作何反映？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做著一場夢，隨時可以逃離嗎？

誠然導演向觀眾解釋了這個項目的虛構性，拍攝開始前導演會與演員溝通，確保他們對於拍攝計劃有足夠認知。演員們也並沒有被關在DAU機構中，比如Natasha每天「下班」之後會返回哈爾科夫的家裡。

然而矛盾的是，導演又在其他採訪中透露，拍攝並沒有劇本，而是直接拍演員們的生活，隨後在整理素材時，挖掘其中有趣的故事線，把它們剪成了電影。電影中呈現的Natasha與Olga相愛相殺的關係，就是她們現實中的關係。

而其他的一些報道中也顯示，他們當中的許多演員是24小時生活在項目中的。

演員們對攝影機的意識也是一個矛盾點。

DAU電影的拍攝並沒有用傳統的打光手法，而是打造了一套定日鏡系統裝置，把陽光以固定方向反射到房間中，達到自然照明的效果。攝影機都不是隱形的，但攝影師拍攝時會被黑布遮蓋。

德國攝影師Jürgen Jürges在接受採訪時提到他們拍攝時的場景。「有時，我拿著大相機，站在離一對夫妻一米遠的地方，他們相互爭執，大喊大叫，好像我不在那兒一樣。」

也就是說，也許演員們對攝像機已經熟視無睹，因為它並不妨礙他們吃飯、睡覺、做愛、爭吵，攝影機的存在也成了習慣的一部分，他們並不會去想「現實生活」中被紀錄、被播放，而是在「DAU的當下生活」中活著。

最讓我懷疑的是演員們的態度。Natasha的女主角娜塔麗在記者會上強調，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自主支配著自己的感官與情感」。

曾在DAU項目擔任選角助理的阿賓娜·科瓦廖娃則認為導演「殘酷地操縱」了一個關於唐氏綜合征嬰兒的實驗。

《退變》的實驗室裡就有從烏克蘭孤兒院帶進DAU的嬰兒

好像這些不會自己發聲的嬰兒就可以任人操控，就像實驗室的動物任意被宰割一樣。

我又查到一年前法國《世界報》就採訪過《退變》中飾演美國心理學家的美國演員。他在拍攝中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難以談論當時的情景。

在那一幕中，他是差點被強姦了的。施暴的「演員」，是受導演邀請的真正的新納粹分子，包括因毆打別人而入獄的罪犯。

我想，導演作為幕後的操縱者與人性的觀察者，大概是不會承認自己玩脫了吧。

大廈的築起

在DAU的世界中，可以說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從上帝視角揭露人的罪惡與制度的腐化。

他知道自己正在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playing a big game. 這大概也是讓諸多主創人員欲罷不能的原因。

導演自己出身於藝術世家，祖父是一位藝術家和演員，父親是一名享有聲望的導演，曾執導蘇聯第一部被禁電影《玻璃琴》，母親是一名語言學家和編輯。

導演也有著濃厚的蘇聯情結，至今依然把自己視為「蘇聯人」。

他第一部執導的電影《4》在歐洲激起了一陣水花，在鹿特丹拿了金虎獎。這為他後來創建DAU項目打下了根基。

後來他想拍一部關於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DAU）的紀錄片，劇本基於DAU的妻子的回憶錄。

顏藝無敵的蘇聯天才物理學家列夫·朗道，敢公然挑戰愛因斯坦

據說最初的劇本由俄羅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爾·索羅金編寫。索羅金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稱為「顛覆傳統文學的另類文本」，他的代表作《藍色脂肪》，在俄羅斯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三本書中名列第三，涉及克隆人、軍事實驗、時空交錯、二戰、蘇聯體制等等題材，備受年輕人喜愛。喜歡的朋友們可以深挖一下，在這裡就不展開了。

索羅金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作家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為了讓演員體驗蘇聯時期人們的心理和情感，就萌生了還原蘇聯研究所真實場景的想法。

他在歐洲找了聯合製片人，並靠著《4》積累的聲譽與人脈找了許多製片公司與基金會投錢。

盤點一下歐洲給DAU投資的公司和機構吧：德國的Essential Filmproduktion公司，柏林-勃蘭登堡媒體促進協會，德國WDR/Arte，法國Arte電影事業部，中部德國媒體促進公司MDM，瑞典電影協會，Film i V?st公司，歐洲委員會基金Eurimages，鹿特丹休伯特巴爾斯基金，烏克蘭文化部，德國X Films Creative Pool Entertainment公司。西方顯然對重建蘇聯機構的想法很感興趣。他們的資助讓項目開始起步。

俄羅斯文化部當時也給DAU投了錢，但在2015年因為項目未按期完成而要求DAU項目退回之前投的34萬美元，並大力斥責DAU的電影是色情宣傳。

歐洲電影機構的這些投資很快在DAU不斷擴張的規模下很快被用掉了。資金鏈斷裂，項目也將面臨夭折。在這個時刻，金主爸爸出現了。

金主爸爸名叫謝爾蓋·阿多涅夫Serguei Adoniev，是一位神秘的俄羅斯富豪。他是導演之前影片《4》的粉絲，在項目實行的十三年裏投資了數千萬資金給DAU項目，並且不過問拍攝事宜，不需要任何回報或掛名，全心信任支持導演。

富豪本人的背景也很有意思，深挖的話能挖出不少大料。他是俄羅斯電信業寡頭，Yota公司創始人之一，前幾年普金親自安利送金磚國家領導人的手機YotaPhone就是出自這家公司，後來又在Yota走下坡路之前把股份賣給香港公司，成功套現。他和普金交往甚密，曾經因為販毒、經濟詐欺被FBI調查。他本人持有的保加利亞護照被撤回，但這根本限制不了他，因為他的夫人也早已加入保加利亞籍。

2011年的阿多涅夫與普金

資金的保障，讓導演一心撲入這項他堅信能改變歷史的項目中，逐漸構建起這座大廈，坐著私人飛機騰飛。

實驗與未來

DAU結束拍攝之後，它的社會實驗並沒有結束。

導演是懷著巨大的野心的，他準備在柏林、巴黎和倫敦分別策劃DAU的沉浸式藝術展。

2018年，DAU團隊來到柏林。他們要做一件挑戰德國人底線的事情：重建柏林牆。他們選擇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個街區，試圖建造一面柏林牆的複製品，給參觀者提供冷戰時期那種失去自由感的沉浸式生活體驗。在牆內的區域會有一個向外眺望柏林的平台，對比冷戰時從西柏林窺視東柏林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