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出走巴黎》影評：衣服和詞語

無一屬於你。

-約押

男主角的名字叫Yoav（約押）。這個在以色列十分常見的男名不可避免地成為他出生之地的標籤。另外，Yoav本意為"耶和華是父親 (Jehovah-fathered)"，在聖經中是大衛姐姐洗魯雅的兒子，也是大衛軍隊勇猛善戰的元帥，在戰場外卻是反復無常、功於心計的小人，最終由所羅門受大衛的吩咐殺死。當然這位約押的品性與影片主人公並無相關，硬要講也是分佔槓桿的兩端。

影片在Yoav身上沒有寄放任何鮮明的性格，他像一個盛裝故事、語言、思維方式的粗玻璃罐子，努力想倒空自己去理解和接受周遭的一切。我們看到的只是耿直乃至固執、決絕和莽撞，就像影片"粗糲"的鏡頭語言，伴隨著喘息跑跳，或是充當主人公的目光，或是圍繞他的美好軀體近身衝撞。

-完全

Yoav渴望改換身份成為一個完全的法國人，因此他從抵達巴黎的一刻起就主動放棄了自己的語言。而在新生活尚未開始之時，他又被迫放棄了自己個人生活的物質構成。行李和衣物的失竊絲毫不遜於家中偷盜的喪失強度，且傷害值一定是成倍的，畢竟如果決心永遠離開生長多年的地方，挑選出來隨身攜帶的東西大概是最習慣或最珍重的，對生活有著不可小視的意義。當然也可能是廉價自如輕便可丟的實用商品，不過珍貴也好便宜也罷，這些物品的失去終究切斷了主人公與過去生活的實在聯結。剩下的只有他自己。

事實上主人公可以連自己的名字也順口改掉，卻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這樣做。浴缸內潔淨凍僵的軀體如重新降生一般，被抬出的鏡頭甚至讓人想到一系列哀悼基督主題的畫作。

這個過程無疑是儀式性的。男主不僅得到實在的救助，還似乎收獲了法國精英階層的慷慨接納和真誠傾聽的友情，更重要是得到了Emile那件黃色大衣。不管隨後的交往加深是出於迷戀美好胴體的後效還是對於身份故事和心理素材的需要，Yoav與目標國家的關係無疑升溫過快了。

穿上黃色大衣的Yoav與行走在巴黎街頭的本地人無異，腦海中是念珠一般重複堆疊的法語詞彙，而脫掉大衣的他卻又退回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身份，去面對底層外來者生活的無序、危機，以及經濟和精神上的極度貧乏。每天重複的番茄意麵晚餐加薯片甜點，全部食材是來自城市最廉價超市的最廉價貨品，總價不超過1.5歐。

不過「貧乏」是個很主觀的詞。我們不能說走在街上卻不願看向四周城市風光的Yoav是在浪費巴黎的美麗，是感受的缺乏，因為他認為只有不受這些外在樣態的干擾才能看到一個城市真正的樣子。或許他和語言更容易親近，連續背誦的出走巴黎也因為伴隨著意願的強烈而讓人覺得充實。

整個世界是文本，詞語是無法擺脫的必然。要甩掉一種，只得一意孤行拿另一種來換。

而詞語又不知不覺定義著你。讓你著迷的詞、好記的詞、喚醒聯想的詞，都是空白的，映射出的是你腦海中破碎的局部。還記得Yoav和Emile聊天時用了一長串貶義詞來形容以色列，後者只輕聲說，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具備所有這些特點吧。事實上它們可以用來形容任何國家，多生動多具體完全取決於獲得這些感受的個人。

-語言課

如果在影片前半程，語言對於Yoav來說是伴隨理想身份的玄妙符號和講述遙遠故事的新工具，後半程開始出現的入籍語言培訓課則在一間窗明几淨的教室之中，把語言簡化為毫無思辨的宣傳口號。

這種簡化在荒誕的同時又有種不可避免的真實。眾所周知，對語言的掌握程度直接決定了可表達觀點的複雜程度，甚至影響到思維的方式。多甫拉托夫曾說，我們使用外語時會丟掉百分之八十的自我，還會失去玩笑和諷刺的能力。之前也常在聊天時說我們有若干種不同的人格，中文人格俄語人格等等，哪怕前者擁有了一切理性辯證所需的經驗和潛力，當後者被喚醒時，我們就被迅速拉回幼年，是是非非大筆一揮，語氣堅定像三歲的孩子。我要，我不要，我愛，我不愛，我是，我不是；或者像影片中那樣去做判斷題；去描述一隻公雞為什麼是法國公雞，就好像其它國家的公雞都不能名正言順當一隻公雞。

-巴黎聖母院

由此，所謂「真正的樣子」是否存在呢？過於複雜的感受和過於簡化的定論，都不是我們想要的理解。

鏡頭的侷促感代表主人公對周遭空間的感受方式，而講述以色列故事時的畫面反而顯得相對平和，氛圍也偏向暖色。這種現實場景的侷促最終結束於一種「迷思」的破碎，或者說結束於男主角向Emile要回自己故事的時刻。無論多努力屏蔽抗拒，出身是無法擺脫的冰冷標籤，但記憶卻因為個體化的細節而趨近於溫暖的真實，讓他重新回到「我」。這時的他終於不同於此前的倉促，鄭重而緩慢地抬頭看向巴黎聖母院，從容之餘甚至顯得肆意。那時周遭寂靜無人，燈火已息，眼前的教堂是一面沉默高牆。

於是當Yoav拒絕充當扁平標籤，作為一個活生生會思考的人去參與生活，質問生活，這座城市寬厚人道的一面卻忽然對他關上了大門。有趣的是，他在情緒爆發之時也暴露出自己在標籤之外真正沒辦法擺脫的東西——在與交響樂團的粗暴溝通得到冷漠回絕後，他憤怒地大喊：「你們看看，一個妻子就是這樣和她的丈夫說話的。」如果影片到此結束了也罷，偏偏Caroline上場之後轉又回到後台，深情而憐惜地托起他的臉。

影片在結尾這一部分的敘述呈現出一種僵持狀態的中立，推動陡然激化的衝突到達最後的撞門戲，把無可奈何的鈍感延展到作品外廣闊的跨文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