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夏》影評：：自由的樹注定不會超過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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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開始，1962-1990，括號結束。生卒年的標記打在畫面上，一種生命時間的刻印顯得殘酷，它彷彿標記的不是生命的長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個端點：1990年，作為最偉大的搖滾樂隊「基諾」的主唱，有著「蘇聯搖滾之父」之稱的維克多·崔，在著名的盧日尼基體育場舉行演唱會後不久，因為遭遇車禍不幸身亡。

而當這一串生卒年數字被打在畫面上的時候，維克多正在舞台上盡情唱起搖滾歌曲，他是激情迸發的，他是充滿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這個小小的劇院裡，維克多依然沉浸在搖滾世界的巨大熱情裡，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但是當生命的標記變成一種注釋，似乎關於身後的死亡正洶湧而來，而更改了樂隊名字為「基諾樂隊」、飄逸的長髮被剪短的維克多，當他唱起那首歌，似乎這一切變成了一個預言：「我知道我的樹，注定生長不會超過一週……」一周是短暫的，當一棵樹只有一週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長，還是接受命運的摧殘？

1962-1990，這是維克多的生卒標誌，而在他之外，那個站在過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來聽演唱會的麥克，當鏡頭掃過他，畫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數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標誌，依然是命運的殘酷，依然是搖滾的隕滅，也依然是不會超過一週的生命之樹。維克多和麥克，蘇聯搖滾歷史上的風雲人物，當最後都以數字化的方式註解生命的過程，似乎變成了對搖滾本身的質疑——維克多和麥克的死亡都和陰謀論無關，但是「謹以此片獻給我愛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無常和搖滾世界隕落建立起了某種詭異關係，搖滾發生著，在真實的歷史中發生著，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會隨時帶走那些記憶，帶走那些愛，帶走生命之樹。

搖滾屬於那個夏，夏，「我在城裡買了一份報紙」，夏，「今天有一場盛大的音樂會」，夏，「暴徒們帶著鐵齒虎」……《夏》是麥克的代表作，總是帶著墨鏡的麥克其實已經成為蘇聯搖滾歷史上的一座豐碑，而在他的世界裡，關於報紙新聞，關於盛大音樂會，關於暴徒，似乎也成為了時代的一個隱喻。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寧格勒，麥克看起來在搖滾的世界裡對傳統進行著解構，在夏的耀目光芒中詮釋激情，但是在現實裡，麥克卻並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結婚，生有一個叫傑尼亞的孩子，搖滾樂隊在以「蘇聯音樂家必須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東西」的搖滾俱樂部裡註冊，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樂部的舞台上——恪守規則，遵守秩序，麥克的生活就是在這樣的現實裡演繹著。

而當維克多找到他，並且跟隨他進入搖滾世界，兩個人的觀念其實發生了某種衝突，而在這種衝突中，一方面維克多的自由為麥克的創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規則面前，他們卻不得不妥協，甚至讓步。一開始是兩個人之間的矛盾，麥克的理念是：「酒分兩種，好喝的，和特別好喝的。」音樂，或者搖滾，也如酒一般，而他們的目標當然是要做「特別好」的那種，但是在特別好喝的闡釋中，兩個人其實並不一致，在海灘上，維克多和同伴羅夏找到了偶像麥克，獻上了自己的歌曲，麥克說「音樂棒極了」，但是那首《懶惰鬼》裡最後加上了「媽媽，媽媽」，後來維克多的《八年級女孩》，麥克建議再升高一個調，或者建議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而維克多似乎並不苟同於麥克的見解，「我不喜歡被修改」，所以當麥克提出意見時，維克多總是堅持自己，但是麥克作為引領人，維克多也無奈放棄自己的觀點。

兩個人之間或者只是對於音樂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維克多逐步建立樂隊，並加入搖滾俱樂部的過程中，他面對的是妥協還是堅守的衝突。要申請加入搖滾俱樂部，所作的歌詞必須進行審核，伊萬諾娃是俱樂部的創始人，也是歌詞的把關人，當她聽到維克多的音樂作品《八年級女孩》時，第一個問題是：「這首歌批判了什麼？」麥克搶先回答：「批判了濫交。」伊萬諾娃問，這是一首喜劇作品？麥克點頭，而當伊萬諾娃要求維克多自己回答時，麥克故意支開了樂隊的三名成員，讓他們去倒開水，而當三個人拿著水杯過來，在麥克的努力下，這些歌曲已經通過了審查，它們作為「喜劇作品」表現了「蘇聯音樂家必須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東西」的俱樂部宗旨。

加入了俱樂部，維克多的搖滾生涯似乎獲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麥克之間，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雙曲線」樂隊，只是麥克隨意性的命名，而當樂隊的鼓手奧列格通過了徵兵，樂隊沒有了鼓手，維克多為了推出自己的專輯，希望鼓手的部分用錄音代替，而麥克卻認為「這不是搖滾，這是迪斯科」。在錄製專輯時，維克多終於無法忍受不像自己當初所設想的音樂，「這聲音太糟糕了。」在走廊上抽菸的時候，樂隊成員羅夏對他說：「當孩子們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搖滾，別太在意錄音的業餘效果。」無奈之下的妥協，維克多選擇再次進入錄音棚。讓孩子們喜歡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搖滾？這個疑問維克多曾有過一次回答，在專業人員組成的小型推介會上，有人問維克多，你夢中的音樂會是怎樣的？他說到了一個詞：大家，大家喜歡，大家狂歡，才是真正的搖滾，才是夢中的音樂會，而這個大家顯然不是羅夏所說的「孩子們」，那種「為了孩子」在教化意義下的音樂，無疑是在規則之中的存在，就像伊萬諾娃定義他們是「新的喜劇搖滾樂隊」一樣，都無非是審查之後的產物。

所以，對於維克多，甚至對於麥克來說，當搖滾世界被這些合理化的規則所制約的時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種「夏」的狂熱感覺也漸漸褪色——它們的狂歡，它們的激情，它們的破壞性，在另一種想象的世界裡發生：在從海灘度假回來的火車上，面對乘客指責他們的音樂是「野獸一樣的尖叫」，是「美國敵人唱的歌，大家開始了顛覆，他們在乘客間做惡作劇，他們打到詆毀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構了秩序的世界裡高聲歌唱，但是那個眼鏡男舉起牌子：「這些都沒發生過。」當維克多和娜塔莎醞釀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車上，一車的乘客都開始唱起這首歌，甚至連站點播報，售票員講話，都變成了搖滾，而最後下車時，騎著自行車的眼鏡男又對著鏡頭說：「這並沒有發生」；當小型音樂會交流之後，隨著音樂響起，大家開始瘋狂起舞，維克多和眾人一起唱起來，眼鏡男在人群中又對著鏡頭說：「這不是真的。」……

音樂隨時響起，每個人都會吟唱，這或者就是維克多所說的夢想中的音樂會，而每個人都是「大家」，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搖滾的精神，才是夏的寫照，但是當這一切都變成如MV的幻境，當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世界又回到了現實。音樂被隔開了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情感的爆發，一個世界則是情緒的收斂，一個世界是天馬行空，一個世界則是循規蹈矩，一個世界是音樂本身，一個世界則是規則的制約，所以在「這沒有發生過」的巨大失落中，那些夢中的一切只不過是虛幻的存在，它無法抵達現實，更無法改變現實，夏裡沒有「盛大的音樂會」，沒有「帶著鐵齒虎」的暴徒，而正是因為自由之樹被預言了一週的生長期，所以無論對於維克多還是麥克，都選擇了克制。

這種克制在麥克、維克多和娜塔莎之間的關係裡，卻呈現出一種隱忍。娜塔莎帶著女伴偷偷溜進俱樂部，又舉著心型牌子示愛，都是他們愛情的一種證明，但是當維克多出現之後，這種關係受到了威脅，在海灘上，娜塔莎和維克多在一起，這是他們初次見面，似乎其中的曖昧已經傳遞出來，麥克看著他們說了一句：「最終她會製造緋聞。」隨著維克多越來越頻繁地出入麥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微妙，他們一起吃那個心形西紅柿，他們一起散步買了無價的杯子和雙倍濃度的咖啡，他們一起為孩子傑尼亞洗澡，但是發乎情止乎禮，娜塔莎告訴麥克的是：「我想吻維克多，但是罪惡感會殺死我。」似乎是一種信任，麥克也沒有憤怒，而是說：「去親吻吧。」當娜塔莎面對維克多時，也告訴他：「麥克允許我吻你。」維克多說：「有書面准許嗎？」

娜塔莎對麥克不隱瞞，麥克對娜塔莎不憤怒，維克多又要所謂的准許，似乎他們都給了對方一種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維克多，但也僅僅是吻了，她卻把自己要好的瑪麗安娜介紹給了維克多；而麥克知道這個緋聞無可阻止，表面上無所謂，卻在一個人的時候，承受著痛苦，他一個人站在瓢潑大雨中，站在電話亭裡，給娜塔莎的電話沒有打，他就這樣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種透徹，而一個女人進了電話亭，硬幣一次次被吞掉，氣急敗壞地她和麥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趕出來了？我是被我父親趕出來的，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飛機過來，因為我太驕傲了。」兩個人似乎同病相憐，而麥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後，又像沒事一樣去了鮑裡斯那裡，「我要寫一首無意義的歌。」歌曲寫完，似乎那種情緒也終結了，回到家，又像沒事一樣躺在娜塔莎身邊。

兩個人躺著，安靜地可怕，而其實每個人都在鬥爭著，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後，麥克又轉過身來，背對著娜塔莎，之後天亮了，之後起身，在一個人的時候，他罵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麥克的痛苦，面對維克多時說：「麥克已經在忍耐的邊緣了。」然後離開時揚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來了。」一種示意：必須回到婚姻世界裡。維克多是不是真的愛上了娜塔莎？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麥克不一樣的愛情？麥克是不是真的會爆發？在這個隱忍而回退的結局中，愛情似乎都藏在了心裡，婚姻似乎還維持著現狀，而這一切也是規則，也是秩序，就像眼鏡男舉著牌子面對鏡頭時所說，這一齣愛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沒有發生過。」

「加林和雙曲線」樂隊更名了，維克多的髮型變了，愛情終止在不被摘下來的戒指上，當維克多在舞台上演繹激情，台下的麥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滿含著淚光，注視著維克多，然後也留下了一個背影，「我知道我的樹，注定生長不會超過一週……」於是激情的夏落幕，盛大的音樂會落幕，於是生命變成了寫在括號裡的一串數字，就像那個講究規則和秩序的時代，只有它曾經真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