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出走巴黎》影評：「帶上一本字典去巴黎」...真的可以嗎？

這是以色列電影第一次獲得柏林金熊獎，也是《黎巴嫩》威尼斯「擒獅」整整十年之後，再次有以色列人「主導」的作品問鼎三大國際電影節。如此定義《出走巴黎》，是因為它並非一部典型的以色列電影——全程在巴黎拍攝，對白幾乎全是法語，資金和製片也來自法國，導演納達夫·拉皮德作為一個曾經在法國「討生活」的七零後，把自己的經歷雕琢成一部關於「放逐與接納」的移民時代寓言，而這種不同文化間的折射，正是當下的世界影壇樂於相見的。

一個出生在特拉維夫的猶太人，毅然決定離開以色列，孤身逃往法國，他在那兒拒絕說母語，顯得急躁、焦慮…種種情緒激烈的個人舉動，並不符合現實世界中猶太人的流動規律，卻是拉皮德在二十多歲時的真實所為，年輕的約亞夫，就是當年那個嚮往「拿破崙、戈達爾和齊達內的國度」的導演本人。

事實上，法國曾擁有全歐洲最大的猶太裔群族（約50萬人），但根據《費加羅報》2016年的統計報道，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正在離開生活多年的法國，舉家搬往以色列。在西歐，猶太人傳統上是中產和富裕階層，但當地越來越嚴重的反猶情緒，新納粹和極端主義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讓他們無法感到安全，生活在馬賽的猶太人甚至不敢戴傳統小帽上街，即便時任法國總理瓦爾斯呼籲「猶太人請留下」，也難以阻止他們一批批的逃回以色列。

影片中的約亞夫並非不知道這一情況，他結識了猶太裔的暴力自衛組織，激進的同伴還在地鐵上「逆向挑釁「那些普通的法國人，但他仍然固執地渴望留在法國，不惜為此拒絕希伯來語，拒絕父親。一個有趣的巧合是，飾演約亞夫的年輕演員湯姆·梅西耶，其父輩就是從法國遷往以色列的猶太人，他有一個典型的法國姓氏，卻從小在以色列長大，絲毫不會法語，主演這部《出走巴黎》算是重新續起了與法國的淵源，在柏林獲獎後他也真的選擇在巴黎定居了。 但拉皮德在嚮往之後，更多了一份失望和反思，這種猶太人與歐洲主流文化間的疏離和牽扯關係，催生了一種「距離產生美「的幻象，必將在殘酷的現實和幼稚的寄託中激烈碰撞。從導演前兩部作品來看，他本人對於以色列社會內在問題是持懷疑甚至批評態度的，當局在軍事方面的強硬和在文化領域上的忽視，讓這個年輕的電影人感到悲哀、甚至是憤慨，尤其是在全民義務兵役制對年輕人的「二次洗禮「上，他同拍出《黎巴嫩》和《狐步舞》的塞繆爾·毛茨的態度是相似的。

在四年前那部《教師》裡，只有幼兒園女老師把5歲男孩的「詩人天賦」視若珍寶，可在她工程師丈夫和孩子的商人父親眼中，這種文學上的早熟是「無用「甚至是「有病「的。拉皮德承認把這種文學承載的期望帶到了《出走巴黎》里，「同一首音樂的不同樂章，反映了人生的不同階段」，甚至可以說，這個固執的男主角就是長大後的男孩（他們都名叫約亞夫Yoav），等他終於來到標榜「自由「的西方國度時，對語言認同感的嚮往，會為他叩開那裡的大門。 從第一個場景到最後一個場景，導演在作品中設計了諸多並不難懂的寓意，即便這些刻意的諷刺在銜接上並不流暢，甚至顯得有些生硬和急迫，也是在表達他不斷思考後的階段性結論。首先是最「吸引眼球」的開場懸念，空蕩蕩的大宅裡甚麼都沒有，陌生的男子光溜溜地躺在浴缸裡…頗有些弗朗索瓦·歐容式的驚悚和情慾感，但之後的情節裡，拉皮德壓根就沒去追蹤到底是誰，為什麼偷走了約亞夫的行李和證件，而是把這一幕當作純粹的社會性隱喻——初到異國的移民者，就彷彿是一個新生兒，赤條條一無所有。然而，種族膚色這種與生俱來的生理特徵，又無法真正的拋棄，好心幫忙的當地人瞄一眼約亞夫的下體，就知道他是猶太人，這種從小就打下的「烙印「就如同宗教信仰，藏得再深也要伴隨一生。

可移民法國的約亞夫，其矛盾之處正在於此，一方面他自學法語，光靠啃字典能達到與人交流的水平，算是勤奮的了，尤其是法語裡那些釋意豐富的出走巴黎、近義詞並不容易掌握；另一方面，約亞夫又並未表現出對法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等層面的強烈興趣，片中除了仰望巴黎聖母院，他甚至沒有去過盧浮宮、埃菲爾鐵塔和香榭麗舍大街，不帶任何遊客式的好奇和讚嘆，彷彿只要能滯留在法國就足夠了。

諷刺的是，即便想要蝸居在巴黎的閣樓上也不容易，身無分文的約亞夫除了接受法國朋友艾米勒的施捨，僅有的兩次工作還都是與他的猶太人身份相關。先是在以色列大使館當保安，雖然拒絕說希伯來語，事實上還是在接受族人的佑護；後又給法國藝術家作模特，唯一一次說母語是被當作「異域情調」來榨取、消費，同另一位巴勒斯坦女孩搭檔售賣他們身上的民族標籤。尤亞夫在大部分時間種是迷茫的，面對他的鏡頭是狹隘的，導演並沒想把他置身於更廣闊、更清晰的視野下，街上是紀錄式的手持攝影，脫口而出的是衝動的對白，營造了達內兄弟式的距離感，從尤亞夫鑽牛角尖式的表達方式上，看不到多少「融入當地」的正面情緒，他眼前的法國也不再是想象中的「烏托邦」。

這份孤獨和困惑，也是大部分剛到法國的移民都體會過的，若想挺過適應期，要麼讓自己忙碌於學業或工作，要麼求助於老鄉抱團，但尤亞夫又不稀罕這些。能在落難時遇到貴人相助，是多麼的幸運，整部影片裡他都身穿艾米勒送的那身黃色大衣，足以裝成體面人混進派對裡。然而，這兩個法國人的形象又是模糊而濃縮的，他們對尤亞夫的慷慨，並不僅是出於同情和施捨，也是在「換購「他移民者獨有的經歷。富家子艾米勒需要尤亞夫的古希臘悲劇，」現代猶太版「的《伊利亞特》來豐富他貧瘠的文學想象力，這依然是在描繪以色列與周邊世界的困局；而身為音樂家的女孩卡羅琳，則用身體和婚姻給予尤亞夫溫暖，原本以為是高尚的「博愛」精神，最終卻發現不過是用來吹噓的異國遊戲罷了。

最讓尤亞夫憤怒的不是這種「救贖「背後的優越感，而是心嚮往之的「自由」，原來也是建立在價值觀的「強制統一」之上的。相比「民族建國「的以色列，當代法國則是以「文化建國」自稱的，薩科齊時代之後，「融入」成了調和族裔矛盾，決定外來者在法國生活權的關鍵詞，只要能說法語、認同法國主流文化，就是法國人。複雜的社會矛盾，多元的文化傳統，被簡化成了一道道「入籍必考題」，背背歷任總統名、法蘭西的國家象徵也就算了，但要求一個以色列的「逃兵」來唱《馬賽曲》，承認「政教分離」的強迫性，僅僅用「對」或「錯」來粗暴裁定一個人對家庭、道德和信仰的判斷，這是尤亞夫難以忍受的。讓尤亞夫再次憤怒的，不僅是遭到了冒犯，還有「烏托邦「的幻滅，伴隨著民族歸屬感和國家概念的坍塌，他骨子裡還是那個心繫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而「所有的慷慨都是有限度的」，所有的大門都是「虛掩「的，打開或關上大門的手，都躲在門後面。

L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