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沒有煙硝的愛情》影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戛納放映結束，關於「波蘭版《芳華》」的各種消息就傳回了中國影迷耳中。一段孕育於歌舞團、跨越漫長時間地理距離的愛情與流亡故事，召喚著人們對共產主義往事的記憶。《沒有煙硝的愛情》的留白美學，正是建立在這種全球共享、切乎髮膚的沒有煙硝的愛情記憶之上。這是導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的第二部長片，為他捧回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大獎。

帕夫利科夫斯基出生於波蘭，少年時即移居西歐，後來又長期旅居於英國。他的處女作《修女艾達》關於60年代波蘭一位青年女性宣誓成為修女前的尋親之旅，名利雙收，不僅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更在全球市場收獲了超過1500萬美元的票房。眼看又點亮了歐洲所有銀幕的新作《沒有煙硝的愛情》，則截取1949到1964之間的15年，以幾個散點的時空，呈現一對音樂愛侶半生的選擇與命運的去向。半個世紀前的波蘭故事，屬於他的父母輩親人，而非他自己。但他的回首探尋，用新的影像風格——乾淨、唯美、強形式感的黑白影調，重新詮釋、包裝了故土波蘭的傷痕藝術，從世界電影觀眾的眼底直抵心間。

帶著追憶家族往事的思緒，帕夫利科夫斯基「偷」來父母的名字——「維克多」與「祖拉」，為《沒有煙硝的愛情》的男女主角命名，而角色身份性格的設定，則在某種程度上對照著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名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一個是出身城市的風流知識分子，一個是發源鄉村的熱情才華少女，兩個全然「不合適」的人互相吸引、羈絆一生。昆德拉筆下，托馬斯與特蕾莎在日內瓦與布拉格之間來去，帕夫利科夫斯基鏡中，維克多與祖拉則分居巴黎與華沙，輾轉於柏林、南斯拉夫多地。愛情指引人物在亂世中的方向，而他們的愁緒，又反過來指認了在時代背景中人性的遭遇與靈魂的厄運。

波蘭與捷克同為東歐小國，也在二十世紀共享了相似的歷史軌跡。重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部相當好讀的文學名著，一面看來是不無輕佻的種馬愛情故事，另一面看來，卻是知識分子在慘淡歷史時期的心靈狂想曲，出走與回歸、享樂與苦痛、抵抗與鉗制。個體在政治生活中浮沉，輕與重的配比不斷變化。與此相似地，《沒有煙硝的愛情》看似講述愛情故事，電影的主角也不是愛情，片名已經標定了其攝影機的對象。男女主角幾次跨越曠日持久被鐵幕分割的東西陣營，愛情也如同影片裡那首被改編、改寫的歌曲，幾經曲折變調。伴隨一次次人生選擇的，是不同的歌聲與音樂，這引領觀眾走進、瀏覽不同的歷史情境。

雖說《沒有煙硝的愛情》的故事跨度長達15年，時間的流逝卻全以字幕卡來標記，它選擇了不呈現人物變化的過程，而總在此去經年後，讓觀眾同人物一起重逢，作曲家淪落到俱樂部演奏，歌舞演員踏上斯大林舞台。技巧性的省略之後，留給我們的，是一個個容顏全改的結果——這是這對愛侶人生的切片，同樣也是沒有煙硝的愛情歷史的切片。一些負面評論將這部影片戲謔地稱為「PPT電影」，誇張地指責此種特性。但筆者以為，《沒有煙硝的愛情》更像是一個多廳的展覽，觀眾所走入的情境，正是各廳被精妙書寫的選題，分別暗示著對應歷史時空個體命運處境的無數種可能性。信息是蘊含在場景中的，不同時期的歌聲激活了文本的情緒，而攝像機代替了我們的眼睛。字幕卡其實消解了時間，讓空間做了電影運動的量度。

這顯然是一部編排多於信筆、設計大過抒發的作品，帕夫利科夫斯基謹慎構圖、精心調度，用不同的調性區分了華沙與巴黎代表的東西陣營。華沙是壓抑的，巴黎是游移的，華沙是集體的，巴黎是小資的，華沙是灰白端莊的，巴黎是明明滅滅的。在華沙，人物在畫面中的位置常常被放得很低，在建築物拱頂、斯大林畫像下面，或者一張臉，在背景無數張臉中間，我們跟隨攝像機，知道攝像機背後的角色，需要在無數張臉中找到自己愛人的那張。在巴黎則是在街道、在酒吧、在錄音館，也常常是夜裡， 背景總是那樣黑，近乎抽象。

帕夫利科夫斯基在拍攝的，與其說是其中的音樂家人物，不如說是寄予其上的歌聲。如果更具實驗性地改造這部電影（近似於旅韓導演張律在《膠片時代的愛情》中嘗試的那樣），把情節劇和表演它的演員憑空抽走，留下不同的歌聲——波蘭民歌、共產主義頌歌、爵士音樂、法語改編乃至關係當時外交政策的拉丁歌曲——在空蕩蕩的對應場景中迴響，敘事、主題與情感召喚將同樣成立，甚至更為深沉。我們已經知道，有多少人間事，喜怒哀樂悲劇慘劇在歐洲各國甚至世界各國意識形態的翻覆中發生，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這或許是將情節劇的恩怨情仇放在前景試圖遮蔽淡化的真正內容，它隱隱綽綽的存在，當然來自視聽的藝術、電影的藝術。

影片的結尾，人物已接近殘破的極限，他們相聚在轟炸後的教堂廢墟，牆壁上的聖人圖像斑駁缺損，教堂的穹頂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被圈出的藍天。到最後一個鏡頭，導演帕夫利科夫斯基確實也讓他倆走出了畫面，留下攝影機空對著一片麥田。祖拉說：「到那邊去吧，那邊風景更好」，但觀眾已看到了那邊的樣子，那也只是另一片搖曳的麥田。這種無處可逃、無處容身、一無所有卻又追擊在後的感覺，約等於《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結尾的死亡，是鐵幕歷史留至今日，我們仍心存恐懼的一種荒涼。

原載於北青藝評